首先我要說：我跟台北電影節真的無緣。如果今年是第十屆的話，這表示一九九九年才冒出第一屆的台北電影節；當時，我人已經搶先跑到巴黎了。我一直到二○○五年才第一次聽說有台北電影節，也第一次參與到台北電影節，因為當屆的台北電影節放映了侯季然的《台灣黑電影》。
我對台北電影節的來龍去脈完全不瞭解，也不想去瞭解，因為我就跟一般的觀眾一樣，只想藉這個機會看看好電影。但，我真的嚇到：原來在這幾年間已經是除了年底的金馬影展之外，我們也在年中、幾乎是大學生考完期末考之後，搞出了一個規模很大的台北電影節。能看到更多的片，不可能是壞事。
先談這兩年
很多人對這兩年的台北電影節不滿，或者說憤怒。今年，憤怒的程度比較高，因為 Ryan 跳出來作運動。但，如果純粹只是我個人的片面之見的話，去年的台北電影節才是ㄆㄨㄨㄣ味百分百。今年的台北電影節，因為有耶路撒冷、都柏林，感覺上總還有一些片是值得看看的。但問題出在這兒：是先有一個邏輯在指導選片，還是就丟出一籃菜籃，教觀眾運用他們自己的歸納法，好猜測今天晚上的晚宴到底是什麼主題的大餐？
我老早就已經在知悉「耶路撒冷、都柏林」主題後的第一時間猜測今年的台北電影節大概賣座不會好。這真的不能怪台北電影節官方單位，這只能怪台灣自己的觀眾。是台灣觀眾不喜歡看以色列、巴勒斯坦片，不是以色列、巴勒斯坦片它們自己先很難看。所以，繞來繞去，我們根本甩不開一個關鍵問題：台灣的看電影文化、以及環境，到底為何、如何？
為何、如何？先講為何。以十年來比較的話，二○○八年的觀影條件當然比一九九九年要更好：我們有更多為了要繼續生存下去的獨立片商，其非常努力地鑽「合理的」版權費的縫隙，引進了真的不算是少的非美國好萊塢影片。看台北電影節它自己蓬勃的發展，顯見也有很多批算是全新的族群的觀眾願意成為這些影片的消費者。我們現在有部落格，透過一個又一個發表觀後感的部落格的虛擬的聯繫，今天，我們擁有一個似乎是熱愛電影的人士的社群：以前大家只能私底下在原人際網路中談論電影，但現在已經能夠透過網路知悉其他人怎麼樣看待同一部片。
但是，如何？我們是活在一個沒有電影歷史、以及沒有經典電影頻道的社會。我們真的熱愛電影嗎？為什麼我們不談論電影史，不談論電影史的經典，以及根本就沒有願意要放映電影史的經典的頻道？所以，把一九八九年的《我的左腳》(My Left Foot) 拿出來重放，這行為還不算ㄆㄨㄨㄣ味很重；因為，一，雖然這本來就應該要是某某電影頻道要做的事，但既然不存有這個頻道，再把拷貝拿出來放，亦無不可；二，正是因為觀眾的年輕化很嚴重，所以大概也真的沒多少人還記得這部片──因為就算是還有錄影帶，恐怕也已經變成破銅爛鐵了。
所以，我們的台北電影節必須去補我們沒有電影頻道這件事的不足。這不應該是一個影展要去做的事。教近幾年來所有丹麥國籍的影片「司令台前集合！」，這是在補我們沒有電影頻道這件事的不足──有哪一部片比《我的左腳》更高齡？──，但就是欠幹的ㄆㄨㄨㄣ味，沒別的形容詞。一個影展被辦到如此程度，當時又被其它的一堆瑣碎的放映品質的問題拉走注意力，這說明：台灣觀眾果然是逆來順受的小綿羊。
Ryan 是在今年跳出來推運動，這勇氣我當然是佩服的；只是，條件是否水到渠成呢？後論。
首都辦影展的意義
周星星我待過的「首都」不多，唯台北跟巴黎而已──其它的旅遊就不算了。根據我對巴黎電影節的認識，我要說：台北電影節的規模是比巴黎電影節還要強大。強跟大。法國已經有了一個全世界知名的坎城影展，幹嘛還要再辦一個巴黎電影節？問題不在法國，問題在巴黎市政府：巴黎覺得巴黎沒有影展很奇怪。也對，巴黎可不是阿貓阿狗的城市，怎可以沒有它自己的影展？但，如果是用這種心態辦影展，乾脆就不要辦了：巴黎電影節真的已經是數一數二的爛影展。巴黎電影節自二十一世紀初才草創，歷史又比義大利的羅馬影展再更早一些，但已經變成是任何人都救不活的木乃伊影展。
說到法國，各地很有特色的影展還真是一時都數不完：多維勒 (Deauville) 九月初有個美國電影節，春天三月還有亞洲電影節，這超級資產階級的諾曼第海邊城市真的是一個辦影展的模範城市。九月初的美國電影節，如果是靠某些美國明星順便來沙灘曬太陽、度假、吸引媒體來報導，那也就算了；但是，三月的亞洲電影節，辦給誰看？剛好，多維勒的亞洲電影節跟台北電影節同歲：今年三月，也是多維勒的第十屆亞洲電影節──今年的大獎頒給南韓片 With the Girl of Black Soil，第二號獎（評審團獎）由馬來西亞片 Flower in the Pocket 跟泰國片《傷心蔚藍海》(Wonderful Town) 並列。事實上，多維勒的居民（大多都是文化素養偏高的高齡資產階級退休人士）以及媒體的支持，都讓多維勒的亞洲電影節愈辦愈出名。南特 (Nantes) 影展的有名，不必多說。傑哈梅 (Gérardmer) 的奇幻電影展愈辦愈有勁，讓本來根本不知此小鎮的存在的我，也終於查到它的地理位置：史特拉斯堡之西南。克雷蒙-菲宏 (Clermont-Ferrand) 影展專門辦短片影展，片量目不暇給。巴黎東南郊的克黑泰伊 (Créteil) 的女性影展也小有名氣，台灣的女性影展也都要先參考克黑泰伊選了哪些片。所有小鎮、小城市，都比巴黎玩得更刺激、驚人。
台北電影節如果不跟金馬獎／影展作區隔的話，會怎麼樣？哈哈，我們可能已經太不瞭解台灣的觀影文化：如果台北電影節跟金馬獎／影展一模一樣的話，而且還獲得相同程度的成功，我們只能說是台灣觀眾被動地接受了另一次（而非另一個）的影展，可以看到很多部影片的影展。之所以是接受，是因為台灣電影市場容納不下這些片再作商業放映，所以每一次的影展都變成是僅此一次的放映。
但是，周星星我真的不解台北市這個首都的影展跟金馬獎／影展有何差別。我很難再找到另外一個國家，已經先有金馬獎／影展用評審團的機制票選出年度最佳華語片（以及導演、劇本之類的……），然後又再在半年後，再用評審團的機制票選出它自己的年度最佳台灣影片（僅限台灣影片而已），列入評選的片可以再度重複出現？以下類比完全準確：金馬獎／影展是大學學測，學測槓龜沒關係，還是可繼續在台北電影節這個大學指考再接再厲，撈得到就是你的。我對台北電影節真正最不爽的地方，就在這兒。以美國為例，參加完日舞影展，是可以再等待奧斯卡的提名，眾所皆知何者為要；但可曾有在奧斯卡槓龜之後，再來日舞撈撈看的案例？除非，在台灣，有人敲醒我說：周星星，你被洗腦了：事實上，台北電影節比金馬獎更重要！
台北電影節當然還是要邀請幾部國外的影片，混著一、兩部台灣影片，共赴競賽之路。但，競賽的方針是什麼？台北電影節不是什麼奇幻電影影展，不是警匪電影影展，不是恐怖電影影展，台北電影節在我看來就是「撈得到就是你的」影展。
所以，真的很怪，台灣電影明明非常弱勢，但光一個金馬獎／影展還玩不夠，還要一個台北電影節，其功能僅限蓋章：某某片「獲邀台北電影節開幕片」，某某片「獲邀台北電影節閉幕片」，某某片「入選台北電影節」，某某片「在台北電影節大獲好評」；結果是句子的貶值，價值的貶值，影展的意義的木乃伊化。
The City That Never Rocks
台北電影節是在當今這種觀影文化、環境下，還能夠享有票房支持度的影展；把這樣的影展搬到台中、高雄，一定失敗，因為台中、高雄的觀眾養不起台北供給得出的票房。台北電影節是在當今這種觀影文化、環境下，還能夠享有票房支持度的影展；把這樣的影展脫胎換骨成亞洲電影節，一定失敗，因為台北的觀眾養不起這種「看看『他者』」的影展。台北，這座城市，根本還不到能夠 rock 的程度。
要怎樣才能 rock 起來？先問這個社會鼓不鼓勵你創新思維、突破陳窠、用思想批判、用行動介入。先問這個社會是否將文化消費融入進生活的藝術，是否將文化討論融入進生活的步調。今天，Ryan 跳出來鼓吹運動，立意甚佳；但這個永遠不 rock 的城市，硬是將這個運動弭平成毫無震撼力的漣漪。讓我在這兒談談歷史。
一九六八年五月初，幾位來自南鐵 (Nanterre) 巴黎第十大學的青年大學生，跟巴黎市區內的索邦大學 (Sorbonne)（即巴黎第四大學）的學生結盟起來，醞釀出最最憤怒的學生罷課運動。憤怒的大學生無政府地佔領了學校行政大樓、教學大廳，甚至是學校外頭的戲劇院；然後，工人們響應巴黎的學生運動，演變成全法國大規模的罷工大連線；巴黎的學生運動進一步激進化，拆除道路上的石塊築成街頭堡壘，跟警方對峙、對抗、也包括挑釁跟攻擊。當年的坎城影展，就在高達、楚浮、波藍斯基高昂的演說跟行動中，被迫中斷、停辦。
如果類似的場景搬到台北電影節呢？很抱歉，不是台北電影節的官方單位第一個不爽，是台北電影節的觀眾優先最不爽：「楚浮、高達，別鬧了，我們都已經買票了，還給我們看電影的權利！」任何一位如果還具備一些人文關懷的導演，如果倒楣地剛好值星台北電影節的主席，恐怕都也會違背人文關懷地發怒說：「楚浮、高達，別鬧了，這裡不是馬戲團！」
周星星我說：幸好這樣的場景應該不會發生在台北電影節──但這樣的劇本卻是有可能發生的。我們必須要用點想像力：對台北的觀眾而言，學生的罷課跟工人的罷工，跟台北電影節有什麼關係？所以，對台北的觀眾而言，他們一定是同情當年的坎城影展主席：巴黎的學生罷課，跟全法國工人的罷工，和坎城這兒有什麼關係？
問題出在：是否有類似這樣的危機，未來會在台北電影節出現？
周星星我先說：台北電影節的策展人適不適任，還不算是這種危機。沒有人會為了這種人事問題（縱使是不太及格的排片品質）跑去攻佔中山堂，要讓整個影展停擺。除非真的是瘋子。短期內，看不到會有足以停辦台北電影節的危機。
如果台北電影節的排片品質低落，像 Ryan 那樣去鼓吹其他人向台北市政府反應策展人不適任，這策略是完全正確的。但在前面，我提到條件的問題；讓我再詳細作解釋。
ㄅ，台北觀眾不是突然降生在台北的外星人，台北觀眾就是台灣民眾的其中一員，不可能教他們所有人都起身站起來要去介入，也不應該反過來針對他們下道德判斷（例如犬儒、漠不關心），大家平常都有一大堆正事要做，沒有人他們的正事就是在培育養護台北電影節。某件人事問題，就像坎城影展主席他適不適任，不足以釀成運動。僅只有，例如人事被撤換的問題，像威望頗重的巴黎電影圖書館館長昂黎․藍格魯瓦 (Henri Langlois) 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九號被文化部長辭退，就激起一堆電影導演、影評人、觀眾群起攻佔巴黎電影圖書館──這些劇情都已經在《巴黎初體驗》出現過──，這，才會是運動。而且，條件是是有一大批電影導演、影評人、觀眾願意介入。所以，台北觀眾既是因為台北電影節策展人跟他們沒關係而不介入，也很有可能是什麼事他們都不會介入。因為我們台灣還沒有所謂的藍格魯瓦事件，無法檢測台北觀眾的可能的介入程度。
ㄆ，台北電影節的排片品質低落，有心人可效法坎城影展的平行單元，自行在台北電影節正在進行的同時另外在台北市區內舉辦別的平行單元，而且還隨便你自己去命名。台北電影節之「亞洲好康」單元？台北電影節之「一種態度」單元？那是你自己的自由。但條件是：台北這個永遠不 rock 的城市，能否支撐得起平行單元？沒有觀眾買帳，影展就辦不起來。第二個條件是：經費哪裡來？須知：坎城影展的「導演雙週」、「國際影評人週」的經濟都是獨立的，它們每年都在用很拮据的經費自行辦他們自己的坎城影展平行單元。唯一比較正面的地方是在法國這個國家（或在坎城這個神秘的地方），觀眾以及媒體都願意買帳。如果台北觀眾根本不買「亞洲好康」、「一種態度」單元的帳，又哪裡會有經費資助平行單元從無到有？
ㄇ，台北市政府要如何處理台北電影節的人事問題，基本上，真的別期待太多。根據我個人觀點的觀察，亞洲的地方政府都有劃地自限、缺乏想像力的弊病。請各位看看台北電影節閉幕的新聞稿，真的，這很明顯就已經反應台灣人治事的呆板思維：台北電影節是台北市政府的政績（文化政績）之一，看我們邀請了多少個國家、多少百部片來到台北電影節作觀摩放映……這些都是用寫結案報告的心態寫出來的新聞稿，能看嗎？我們的人事政策，往往欠缺任何新意、因循非常八股的倫理輩份而已。坎城影展「導演雙週」的策展人奧利維耶․佩禾 (Olivier Père)，他是什麼身分出身？他本來是報社記者。「導演雙週」在他麾下，已連續數年讓影評人激賞。坎城影展主席吉爾․雅各 (Gilles Jacob)，他又是什麼身分出身？當初他是一位影評人，很早就被拉進坎城影展，從副選片人做起；一九七八年他榮任選片人，當年就創「金攝影機獎」。坎城影展規模之大，不可能讓奧利維耶․佩禾那種菜鳥一步登天；但平行單元就能。體制的健全，將有助於人事問題真正趨向專業。我想，很少人能把台北電影節跟「健全」、「專業」聯想在一起──連金馬獎都不行（這就只有內行人才懂了）。因循苟且、不出意外，是我眼睛所看到的台北市政府的心態。
ㄈ，電影圈圈的瀣沆一氣，因為有互相合作而彼此認識的關係，往往傾向抵制任何針對他們的批評的聲音。這點可以講很明，也可以稍微保留一些。比如，如果是完全不會跟影評圈有任何接觸的台北觀眾，大可響應 Ryan 把台北電影節前後全數落一番。Ryan 他自己就勇氣十足，因為他有骨氣、不冀望台北電影節賞他飯吃。但，又有多少人敢講出真話，怕得罪台北電影節、怕以後反被抵制？沒有人數過，也不會有人如此壞心腸地要逼大家表態。但讓周星星我講講我的想法：我個人，真的是對美學評論比較感興趣，真的一點都不在乎反被抵制、不准進來看試片。就像，當初我之所以選擇去法國唸書，是因為我想到：「台灣已經不缺從美國唸書回來的（影評）人，但台灣可能很需要能夠閱讀法文的（影評）人」；現在，我也是這麼想的：「台灣已經不缺實際在做影展的人，但台灣可能很需要能夠搞懂電影美學的人。」在台灣，從來沒有人問過「暴力美學」的正當性、自為之處為何、「暴力美學」能否崇高，但大家就是喜歡把「昆汀塔倫提諾的『暴力美學』」唸得琅琅上口，卻從未解釋何謂「暴力美學」。這才是電影文化的危機，比起來台北電影節根本還沒顯現出什麼危機。如果僅只是批評台北電影節幾句，就要反被抵制，這一切只不過再告訴大家亞洲的地方政府都有劃地自限、缺乏想像力的弊病，台灣人治事的呆板思維。
文化危機的幾個面向
在我的結語裡面，我要說的很短，但問題很深。不管是金馬獎還是台北電影節，大家其實都只是想多看一些影片。但我認為依舊存有幾個危機：這樣的熱愛電影的現象，為什麼不能再深化變成閱讀電影評論的文字、閱讀電影歷史、閱讀它本身？為什麼書寫電影評論的文字，在競爭不激烈的情況下，其品質跟觀點往往平凡乏味、無創新跟創造之力量？所以，一邊我們可以看到台北電影節的賣座鼎盛，一邊卻不再有人充當電影歷史的消費者？──諸如購買《越戰獵鹿人》的 DVD 並繼續討論這部片、以及能夠撐得起電影頻道，這些都能夠算是當電影史的消費者。
但還有更深的文化危機：現代人不再閱讀了。我個人非常喜歡看電影，但依舊享受翻書閱讀的樂趣。我仍在閱讀《地中海史》(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住院的時候拿起 Folio 版的《小王子》從頭看到尾──口袋書就是這麼方便，但看電影比看書更快、更快感。所以，透過我這個部落格鼓勵閱讀的風氣，變得日益明顯、焦急。
我對台北電影節的來龍去脈完全不瞭解，也不想去瞭解，因為我就跟一般的觀眾一樣，只想藉這個機會看看好電影。但，我真的嚇到：原來在這幾年間已經是除了年底的金馬影展之外，我們也在年中、幾乎是大學生考完期末考之後，搞出了一個規模很大的台北電影節。能看到更多的片，不可能是壞事。
先談這兩年
很多人對這兩年的台北電影節不滿，或者說憤怒。今年，憤怒的程度比較高，因為 Ryan 跳出來作運動。但，如果純粹只是我個人的片面之見的話，去年的台北電影節才是ㄆㄨㄨㄣ味百分百。今年的台北電影節，因為有耶路撒冷、都柏林，感覺上總還有一些片是值得看看的。但問題出在這兒：是先有一個邏輯在指導選片，還是就丟出一籃菜籃，教觀眾運用他們自己的歸納法，好猜測今天晚上的晚宴到底是什麼主題的大餐？
我老早就已經在知悉「耶路撒冷、都柏林」主題後的第一時間猜測今年的台北電影節大概賣座不會好。這真的不能怪台北電影節官方單位，這只能怪台灣自己的觀眾。是台灣觀眾不喜歡看以色列、巴勒斯坦片，不是以色列、巴勒斯坦片它們自己先很難看。所以，繞來繞去，我們根本甩不開一個關鍵問題：台灣的看電影文化、以及環境，到底為何、如何？
為何、如何？先講為何。以十年來比較的話，二○○八年的觀影條件當然比一九九九年要更好：我們有更多為了要繼續生存下去的獨立片商，其非常努力地鑽「合理的」版權費的縫隙，引進了真的不算是少的非美國好萊塢影片。看台北電影節它自己蓬勃的發展，顯見也有很多批算是全新的族群的觀眾願意成為這些影片的消費者。我們現在有部落格，透過一個又一個發表觀後感的部落格的虛擬的聯繫，今天，我們擁有一個似乎是熱愛電影的人士的社群：以前大家只能私底下在原人際網路中談論電影，但現在已經能夠透過網路知悉其他人怎麼樣看待同一部片。
但是，如何？我們是活在一個沒有電影歷史、以及沒有經典電影頻道的社會。我們真的熱愛電影嗎？為什麼我們不談論電影史，不談論電影史的經典，以及根本就沒有願意要放映電影史的經典的頻道？所以，把一九八九年的《我的左腳》(My Left Foot) 拿出來重放，這行為還不算ㄆㄨㄨㄣ味很重；因為，一，雖然這本來就應該要是某某電影頻道要做的事，但既然不存有這個頻道，再把拷貝拿出來放，亦無不可；二，正是因為觀眾的年輕化很嚴重，所以大概也真的沒多少人還記得這部片──因為就算是還有錄影帶，恐怕也已經變成破銅爛鐵了。
所以，我們的台北電影節必須去補我們沒有電影頻道這件事的不足。這不應該是一個影展要去做的事。教近幾年來所有丹麥國籍的影片「司令台前集合！」，這是在補我們沒有電影頻道這件事的不足──有哪一部片比《我的左腳》更高齡？──，但就是欠幹的ㄆㄨㄨㄣ味，沒別的形容詞。一個影展被辦到如此程度，當時又被其它的一堆瑣碎的放映品質的問題拉走注意力，這說明：台灣觀眾果然是逆來順受的小綿羊。
Ryan 是在今年跳出來推運動，這勇氣我當然是佩服的；只是，條件是否水到渠成呢？後論。
首都辦影展的意義
周星星我待過的「首都」不多，唯台北跟巴黎而已──其它的旅遊就不算了。根據我對巴黎電影節的認識，我要說：台北電影節的規模是比巴黎電影節還要強大。強跟大。法國已經有了一個全世界知名的坎城影展，幹嘛還要再辦一個巴黎電影節？問題不在法國，問題在巴黎市政府：巴黎覺得巴黎沒有影展很奇怪。也對，巴黎可不是阿貓阿狗的城市，怎可以沒有它自己的影展？但，如果是用這種心態辦影展，乾脆就不要辦了：巴黎電影節真的已經是數一數二的爛影展。巴黎電影節自二十一世紀初才草創，歷史又比義大利的羅馬影展再更早一些，但已經變成是任何人都救不活的木乃伊影展。
說到法國，各地很有特色的影展還真是一時都數不完：多維勒 (Deauville) 九月初有個美國電影節，春天三月還有亞洲電影節，這超級資產階級的諾曼第海邊城市真的是一個辦影展的模範城市。九月初的美國電影節，如果是靠某些美國明星順便來沙灘曬太陽、度假、吸引媒體來報導，那也就算了；但是，三月的亞洲電影節，辦給誰看？剛好，多維勒的亞洲電影節跟台北電影節同歲：今年三月，也是多維勒的第十屆亞洲電影節──今年的大獎頒給南韓片 With the Girl of Black Soil，第二號獎（評審團獎）由馬來西亞片 Flower in the Pocket 跟泰國片《傷心蔚藍海》(Wonderful Town) 並列。事實上，多維勒的居民（大多都是文化素養偏高的高齡資產階級退休人士）以及媒體的支持，都讓多維勒的亞洲電影節愈辦愈出名。南特 (Nantes) 影展的有名，不必多說。傑哈梅 (Gérardmer) 的奇幻電影展愈辦愈有勁，讓本來根本不知此小鎮的存在的我，也終於查到它的地理位置：史特拉斯堡之西南。克雷蒙-菲宏 (Clermont-Ferrand) 影展專門辦短片影展，片量目不暇給。巴黎東南郊的克黑泰伊 (Créteil) 的女性影展也小有名氣，台灣的女性影展也都要先參考克黑泰伊選了哪些片。所有小鎮、小城市，都比巴黎玩得更刺激、驚人。
台北電影節如果不跟金馬獎／影展作區隔的話，會怎麼樣？哈哈，我們可能已經太不瞭解台灣的觀影文化：如果台北電影節跟金馬獎／影展一模一樣的話，而且還獲得相同程度的成功，我們只能說是台灣觀眾被動地接受了另一次（而非另一個）的影展，可以看到很多部影片的影展。之所以是接受，是因為台灣電影市場容納不下這些片再作商業放映，所以每一次的影展都變成是僅此一次的放映。
但是，周星星我真的不解台北市這個首都的影展跟金馬獎／影展有何差別。我很難再找到另外一個國家，已經先有金馬獎／影展用評審團的機制票選出年度最佳華語片（以及導演、劇本之類的……），然後又再在半年後，再用評審團的機制票選出它自己的年度最佳台灣影片（僅限台灣影片而已），列入評選的片可以再度重複出現？以下類比完全準確：金馬獎／影展是大學學測，學測槓龜沒關係，還是可繼續在台北電影節這個大學指考再接再厲，撈得到就是你的。我對台北電影節真正最不爽的地方，就在這兒。以美國為例，參加完日舞影展，是可以再等待奧斯卡的提名，眾所皆知何者為要；但可曾有在奧斯卡槓龜之後，再來日舞撈撈看的案例？除非，在台灣，有人敲醒我說：周星星，你被洗腦了：事實上，台北電影節比金馬獎更重要！
台北電影節當然還是要邀請幾部國外的影片，混著一、兩部台灣影片，共赴競賽之路。但，競賽的方針是什麼？台北電影節不是什麼奇幻電影影展，不是警匪電影影展，不是恐怖電影影展，台北電影節在我看來就是「撈得到就是你的」影展。
所以，真的很怪，台灣電影明明非常弱勢，但光一個金馬獎／影展還玩不夠，還要一個台北電影節，其功能僅限蓋章：某某片「獲邀台北電影節開幕片」，某某片「獲邀台北電影節閉幕片」，某某片「入選台北電影節」，某某片「在台北電影節大獲好評」；結果是句子的貶值，價值的貶值，影展的意義的木乃伊化。
The City That Never Rocks
台北電影節是在當今這種觀影文化、環境下，還能夠享有票房支持度的影展；把這樣的影展搬到台中、高雄，一定失敗，因為台中、高雄的觀眾養不起台北供給得出的票房。台北電影節是在當今這種觀影文化、環境下，還能夠享有票房支持度的影展；把這樣的影展脫胎換骨成亞洲電影節，一定失敗，因為台北的觀眾養不起這種「看看『他者』」的影展。台北，這座城市，根本還不到能夠 rock 的程度。
要怎樣才能 rock 起來？先問這個社會鼓不鼓勵你創新思維、突破陳窠、用思想批判、用行動介入。先問這個社會是否將文化消費融入進生活的藝術，是否將文化討論融入進生活的步調。今天，Ryan 跳出來鼓吹運動，立意甚佳；但這個永遠不 rock 的城市，硬是將這個運動弭平成毫無震撼力的漣漪。讓我在這兒談談歷史。
一九六八年五月初，幾位來自南鐵 (Nanterre) 巴黎第十大學的青年大學生，跟巴黎市區內的索邦大學 (Sorbonne)（即巴黎第四大學）的學生結盟起來，醞釀出最最憤怒的學生罷課運動。憤怒的大學生無政府地佔領了學校行政大樓、教學大廳，甚至是學校外頭的戲劇院；然後，工人們響應巴黎的學生運動，演變成全法國大規模的罷工大連線；巴黎的學生運動進一步激進化，拆除道路上的石塊築成街頭堡壘，跟警方對峙、對抗、也包括挑釁跟攻擊。當年的坎城影展，就在高達、楚浮、波藍斯基高昂的演說跟行動中，被迫中斷、停辦。
如果類似的場景搬到台北電影節呢？很抱歉，不是台北電影節的官方單位第一個不爽，是台北電影節的觀眾優先最不爽：「楚浮、高達，別鬧了，我們都已經買票了，還給我們看電影的權利！」任何一位如果還具備一些人文關懷的導演，如果倒楣地剛好值星台北電影節的主席，恐怕都也會違背人文關懷地發怒說：「楚浮、高達，別鬧了，這裡不是馬戲團！」
周星星我說：幸好這樣的場景應該不會發生在台北電影節──但這樣的劇本卻是有可能發生的。我們必須要用點想像力：對台北的觀眾而言，學生的罷課跟工人的罷工，跟台北電影節有什麼關係？所以，對台北的觀眾而言，他們一定是同情當年的坎城影展主席：巴黎的學生罷課，跟全法國工人的罷工，和坎城這兒有什麼關係？
問題出在：是否有類似這樣的危機，未來會在台北電影節出現？
周星星我先說：台北電影節的策展人適不適任，還不算是這種危機。沒有人會為了這種人事問題（縱使是不太及格的排片品質）跑去攻佔中山堂，要讓整個影展停擺。除非真的是瘋子。短期內，看不到會有足以停辦台北電影節的危機。
如果台北電影節的排片品質低落，像 Ryan 那樣去鼓吹其他人向台北市政府反應策展人不適任，這策略是完全正確的。但在前面，我提到條件的問題；讓我再詳細作解釋。
ㄅ，台北觀眾不是突然降生在台北的外星人，台北觀眾就是台灣民眾的其中一員，不可能教他們所有人都起身站起來要去介入，也不應該反過來針對他們下道德判斷（例如犬儒、漠不關心），大家平常都有一大堆正事要做，沒有人他們的正事就是在培育養護台北電影節。某件人事問題，就像坎城影展主席他適不適任，不足以釀成運動。僅只有，例如人事被撤換的問題，像威望頗重的巴黎電影圖書館館長昂黎․藍格魯瓦 (Henri Langlois) 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九號被文化部長辭退，就激起一堆電影導演、影評人、觀眾群起攻佔巴黎電影圖書館──這些劇情都已經在《巴黎初體驗》出現過──，這，才會是運動。而且，條件是是有一大批電影導演、影評人、觀眾願意介入。所以，台北觀眾既是因為台北電影節策展人跟他們沒關係而不介入，也很有可能是什麼事他們都不會介入。因為我們台灣還沒有所謂的藍格魯瓦事件，無法檢測台北觀眾的可能的介入程度。
ㄆ，台北電影節的排片品質低落，有心人可效法坎城影展的平行單元，自行在台北電影節正在進行的同時另外在台北市區內舉辦別的平行單元，而且還隨便你自己去命名。台北電影節之「亞洲好康」單元？台北電影節之「一種態度」單元？那是你自己的自由。但條件是：台北這個永遠不 rock 的城市，能否支撐得起平行單元？沒有觀眾買帳，影展就辦不起來。第二個條件是：經費哪裡來？須知：坎城影展的「導演雙週」、「國際影評人週」的經濟都是獨立的，它們每年都在用很拮据的經費自行辦他們自己的坎城影展平行單元。唯一比較正面的地方是在法國這個國家（或在坎城這個神秘的地方），觀眾以及媒體都願意買帳。如果台北觀眾根本不買「亞洲好康」、「一種態度」單元的帳，又哪裡會有經費資助平行單元從無到有？
ㄇ，台北市政府要如何處理台北電影節的人事問題，基本上，真的別期待太多。根據我個人觀點的觀察，亞洲的地方政府都有劃地自限、缺乏想像力的弊病。請各位看看台北電影節閉幕的新聞稿，真的，這很明顯就已經反應台灣人治事的呆板思維：台北電影節是台北市政府的政績（文化政績）之一，看我們邀請了多少個國家、多少百部片來到台北電影節作觀摩放映……這些都是用寫結案報告的心態寫出來的新聞稿，能看嗎？我們的人事政策，往往欠缺任何新意、因循非常八股的倫理輩份而已。坎城影展「導演雙週」的策展人奧利維耶․佩禾 (Olivier Père)，他是什麼身分出身？他本來是報社記者。「導演雙週」在他麾下，已連續數年讓影評人激賞。坎城影展主席吉爾․雅各 (Gilles Jacob)，他又是什麼身分出身？當初他是一位影評人，很早就被拉進坎城影展，從副選片人做起；一九七八年他榮任選片人，當年就創「金攝影機獎」。坎城影展規模之大，不可能讓奧利維耶․佩禾那種菜鳥一步登天；但平行單元就能。體制的健全，將有助於人事問題真正趨向專業。我想，很少人能把台北電影節跟「健全」、「專業」聯想在一起──連金馬獎都不行（這就只有內行人才懂了）。因循苟且、不出意外，是我眼睛所看到的台北市政府的心態。
ㄈ，電影圈圈的瀣沆一氣，因為有互相合作而彼此認識的關係，往往傾向抵制任何針對他們的批評的聲音。這點可以講很明，也可以稍微保留一些。比如，如果是完全不會跟影評圈有任何接觸的台北觀眾，大可響應 Ryan 把台北電影節前後全數落一番。Ryan 他自己就勇氣十足，因為他有骨氣、不冀望台北電影節賞他飯吃。但，又有多少人敢講出真話，怕得罪台北電影節、怕以後反被抵制？沒有人數過，也不會有人如此壞心腸地要逼大家表態。但讓周星星我講講我的想法：我個人，真的是對美學評論比較感興趣，真的一點都不在乎反被抵制、不准進來看試片。就像，當初我之所以選擇去法國唸書，是因為我想到：「台灣已經不缺從美國唸書回來的（影評）人，但台灣可能很需要能夠閱讀法文的（影評）人」；現在，我也是這麼想的：「台灣已經不缺實際在做影展的人，但台灣可能很需要能夠搞懂電影美學的人。」在台灣，從來沒有人問過「暴力美學」的正當性、自為之處為何、「暴力美學」能否崇高，但大家就是喜歡把「昆汀塔倫提諾的『暴力美學』」唸得琅琅上口，卻從未解釋何謂「暴力美學」。這才是電影文化的危機，比起來台北電影節根本還沒顯現出什麼危機。如果僅只是批評台北電影節幾句，就要反被抵制，這一切只不過再告訴大家亞洲的地方政府都有劃地自限、缺乏想像力的弊病，台灣人治事的呆板思維。
文化危機的幾個面向
在我的結語裡面，我要說的很短，但問題很深。不管是金馬獎還是台北電影節，大家其實都只是想多看一些影片。但我認為依舊存有幾個危機：這樣的熱愛電影的現象，為什麼不能再深化變成閱讀電影評論的文字、閱讀電影歷史、閱讀它本身？為什麼書寫電影評論的文字，在競爭不激烈的情況下，其品質跟觀點往往平凡乏味、無創新跟創造之力量？所以，一邊我們可以看到台北電影節的賣座鼎盛，一邊卻不再有人充當電影歷史的消費者？──諸如購買《越戰獵鹿人》的 DVD 並繼續討論這部片、以及能夠撐得起電影頻道，這些都能夠算是當電影史的消費者。
但還有更深的文化危機：現代人不再閱讀了。我個人非常喜歡看電影，但依舊享受翻書閱讀的樂趣。我仍在閱讀《地中海史》(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住院的時候拿起 Folio 版的《小王子》從頭看到尾──口袋書就是這麼方便，但看電影比看書更快、更快感。所以，透過我這個部落格鼓勵閱讀的風氣，變得日益明顯、焦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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