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本期最精采的應該是法國哲學家阿藍˙巴底烏（Alain Badiou）專訪。這位以研究「事件」（événement）的本體論聞名、並且因為嚴詞批評法國現任總統尼可拉˙薩柯奇（Nicolas Sarkozy）而聲名大噪的哲學家，最近也出版了一本新書就叫作《電影》（Cinéma）。此書結集自一九五七至二○一○年談論到電影的文章；縱使對這位哲學家來說，電影美學（或電影評論）並非他的本業，所以文章數量不多，但橫跨五十多年也已堪稱驚人。哲學家是怎麼樣思考電影呢？
在一九五七的文章〈電影文化〉（La culture cinématographique）中，阿藍˙巴底烏就反對當時的《電影筆記》──最主要是楚浮（F. Truffaut）──力倡的「作者策略」（la politique des auteurs），因為他認為只有電影影片本身才是某一種真理的主體（le sujet d'une vérité）；談論電影，就是在分析這思想是如何存在以及這思想是怎樣經由電影來傳遞。
《電影筆記》說根據安端˙德˙貝克（Antoine de Baecque）──曾擔任《筆記》總編同時也是紀錄片《楚浮 vs. 高達》（Deux de la Vague）的導演之一──的專訪，他們不知道阿藍˙巴底烏竟然早在一九五○年代就開始喜歡看電影！巴底烏說，早在他還是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學生的時候，大約是一九五七到一九五八年間（他剛來到巴黎唸書），他就間間斷斷地閱讀《筆記》，而且每天都去光顧就在高等師範學院同一條路上──烏姆路（rue d'Ulm）──的電影圖書館。不過，他說他自認為是《筆記》的鄰居、而非忠實的讀者，就像那些他投稿過的刊物一樣，他也都不是那些刊物的忠實讀者。看電影也是一樣，他的觀影很少是組織化的、沒什麼結構的。
阿藍˙巴底烏說他的第一篇文章〈電影文化〉最主要的目的是宣稱電影就如同其它藝術一樣應該被嚴肅對待──在一九五○年代──；但今日他已不再可能用「文化」這個字眼來稱呼他想要說明的事實。不過，這篇文章卻是個起點，就如同哲學家柏格森（H. Bergson）所說，一個哲學家一生之中就只有一個想法（une idée）而已。巴底烏說可從兩方面來看他的論點：一是電影之運作就是見證（agir comme témoin）；再是電影並非僅只是可見之物（le visible），更是出現（現身）的形式（modalité de présence），這形式卻不是真實世界的現身（存在）、不是可被感知得到的現身（存在）。漸漸地，電影就是當代的見證，而且電影能夠把不存在在知覺中的那一部分把它推出現身（把它弄出現，rendre présent）。巴底烏說是他的這一個對電影的想法不斷地在演進、改變。
阿藍˙巴底烏在某幾段話過後說到：他曾經以為電影會再出現新古典主義的東西，就像在其它的藝術領域一樣會再復古；但今日他已不再確信會有這麼一天。有些電影嘗試將紀錄片跟劇情片結合在一起，目的當然是要對抗這兩者的二分法，但是，他認為這不叫作新古典主義，這只是尋找另外一種形式（來講故事、敘事）。
《筆記》問巴底烏說他十年前曾寫到性愛、暴力、特效、夫妻（或伴侶）關係中的比較隱私的一面，以及關於勞工階層的社會通俗劇，這些似乎一直都存在，而且還是法國作者電影最常探討的議題。巴底烏說這些議題一直都在發展中，但在過程中都沒有什麼真正叫作「新」的提問。新浪潮的作者們高聲反對他們前一代的所謂的優質電影，但優質電影就是有一些顛撲不破的東西。新浪潮是不是也只是把那所謂的優質把它現代化了呢？巴底烏說，看看法國電影比較光輝的一九三○年代到五○年代的東西，我們看得很清楚它之所以光輝是因為它把社會寫實面戲劇化以及把夫妻、伴侶之間的故事結合在一起。看看馬塞˙卡內（Marcel Carné）的《日出》（Le Jour se lève）跟《天堂的小孩》（Les Enfants du paradis），都是如此。「今天，沒人能夠再像卡內那樣子拍電影；但我們也身處在一個新的社會情境、新的拍攝條件中，這總是能夠帶領法國電影走往這兩個方向：把很多人的社會命運呈現出來，彼此交叉、再加上情感的發展、性愛的發展或愛情角色的發展……在我看來，尤其是楚浮，總有一些回音是我們沒辦法把它抹除得掉的。當我們宣稱必須要斷裂、要革命，我們總是得仰賴那些我們想要斷絕關係的那些東西才能繼續下去。」
被問到是否看過《阿凡達》（Avatar）？巴底烏說他看過，他本來期待──就像小孩子一樣──能夠被劇情帶著走，但他還是看出「意識形態的部分實在是有點粗鄙。也許，終究會再一次被『操控下』的電影、『剪接過』的、『建構出來』的、『人工化』的電影得勝。還有一種電影是更接近五十多年以前或更早之前的電影，就是把電影當見證，把攝影機架在社會的好些個神經中心上，讓一些民眾看看社會上發生些什麼事。」
訪談非常地長、深入，筆者跳到末端摘錄一段有趣的觀點。講到《于洛先生的假期》（Les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阿藍˙巴底烏認為真正的劇情中心點並非是集合點（point du rassemblement），而是分離點（point de la disjonction）。于洛先生是一個異質性的元素，他只在製造災難、失算的事、造成分離、製造矛盾，但影片就是這樣才運作得成功，因為于洛變成一個固定的點，但卻是一個缺乏社會規範（anomique）的固定點，它（他）拆除現有的組織。
在一九三○、四○年代，法國電影有項新發明，那就是工人階級的角色──這是貨真價實的發明。把工人設定成電影的主角──卡內就是這樣做──就多少發明了又明又暗的電影，也就是詩意寫實主義（le réalisme poétique）。賈克˙大地（Jacques Tati）就是延續這個傳統把它導向喜劇而成功的。
阿藍˙巴底烏 (Alain Badiou) 專訪：電影
阿藍˙巴底烏 (Alain Badiou) 專訪：電影
阿藍˙巴底烏 (Alain Badiou) 專訪：電影
本文曾發表在國家電影資料館電子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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