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亮這個人會不會很偏激？我還記得在今年二月二十二號的時候，媒體報出蔡明亮覺得郭台銘花鉅資（新台幣八億元）辦尾牙是「太醜陋」、「很噁心」。當時的我非常訝異蔡明亮的用詞，但我也沒在本部落格評論此事。我的看法是：用到「醜陋」、「噁心」這兩個形容詞是有一些不切實際。資本主義就是這個樣子，拿別人家一天只能吃一餐作對照組，實在是有心但是很無力的控訴。
在資本主義社會要作社會正義，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採取左派的賦稅政策。可是台灣民眾普遍無此共識，以致竟將慈善事業視為解決問題的藥方。資本家一致的立場是：我一定反對左派的賦稅政策；因為我寧願捐出一大筆錢省下一部分稅金，賺得慈善家的美譽，也不願意直接被政府徵收百分之五十的稅金。
每一次我在跟朋友聊到台灣千瘡百孔的問題時，所有問題的癥結竟然都是台灣政府沒錢；而台灣政府沒錢的原因實在就是台灣的賦稅比超級偏低。長輩如我父親，同輩如我朋友，大家異口同聲說台灣的稅實在很重；唯獨我例外會說台灣的稅實在是輕到不行。這時，他們又會說是薪水階級絕對躲不掉政府的稅，大資本家反而能夠想盡辦法逃漏稅。
這樣子好了，我隨便舉幾個案例讓我們來看看台灣政府沒錢的事。第一，我在巴黎留學時意外地得知歐洲大陸各國家（我不太確定英國）幾乎都有學生的房租補助這件事。房租補助不限只有法國籍的學生，任何外國籍的學生憑各式各樣的文件（護照、學生證、甚至出生證明）都可以領到法國政府的房租補助。以我在巴黎租一間很小很小的房間為例（並且以二○○○年法郎最低價的時候計算），一個月的房租約新台幣九千六百元，領過巴黎市政府的房租補助之後，實際上我只要負擔約新台幣五千六百元至六千元。有此房租補助，真的跟在台北租房子沒啥兩樣，剩下該省的就是吃飯錢跟水電費。不過，如果以今年二○○七年歐元最高價的時候計算，再換成今年的房租價格，很可能一個月的房租變成是要新台幣一萬五千元，領過巴黎市政府的房租補助之後應該是還要負擔約新台幣一萬元。很多我的台灣朋友覺得不可思議；假設這種房租補助的政策出現在台灣，補助中國、越南、泰國留學生房租，恐怕還會被民進黨、台灣團結聯盟罵為賣台、不愛台灣。法國政府赤字也是滿江紅，為什麼房租補助這件事還是照辦？周星星我先不問為什麼也補助外國籍學生，光是會補助法國籍學生大概就足以讓我們台灣私立大學的學生眼紅不已。是呀，周星星我說為什麼我們政府不辦學生房租補助？鐵定又會有一大堆人說：「拜託，周星星，別再講了。明明就是本來就沒有的東西，幹嘛硬要說出來讓民眾覺得台灣政府不做事？」其實就還是台灣政府沒錢的問題。第二個案例：台灣少子化問題愈趨嚴重，但台灣政府還是沒錢補助生育。報紙上已經有一大堆關於這問題的討論，不用我多說大家即可以明白；你要在這麼低的賦稅政策下期待台灣的生育率提高，我私人可以補助你一張票去跟佛洛伊德博士談一談——作夢。
為了避免愈來愈離題，我就不繼續解釋連我自己都不想生孩子的原因。但是問題已經很清楚了：我們怎麼能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硬是拿出一些非常貧窮的對照組，然後用道德超高標準批評資產階級的奢華消費？莫忘記：文化消費本就有資產階級的味道在裡面，資本主義讓它變得廣泛化以致是中產階級（意義模糊的字眼）都有能力消費文化。但，買一張《黑眼圈》的電影票大概也要新台幣兩百五，這個價錢是不是可以讓一個家庭吃兩天（每一餐都吃泡麵，一天三碗泡麵，兩天六碗泡麵，一家人一餐合吃一碗泡麵！）？這樣子比下去真的沒什麼意義，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反問《黑眼圈》的消費者為什麼不把錢捐給最需要的家庭、反而是拿來充作自己的文化消費？所以我才強調左派的賦稅政策：它讓你為國家盡一個義務，但不應該讓輿論逼得你必須將慈善事業當作是義務。
不過，我是很佩服蔡明亮他這個人的一致性；這也就是我為文的重點。他說：「民眾的價值觀都扭曲了……」是不是事實呢？當然是。購買「I am not a plastic bag」環保包的消費者並非是罪犯，所以我們沒辦法把他們抓起來檢驗他們的「環保指數」。但什麼樣才算是「環保指數」高的環保人呢？周星星我自己就可以當一位環保模範生。模範生的優良行為如下：
1. 拒絕再騎機車（經濟能力以及環保的考量）
2. 拒絕再拿早餐店的塑膠袋
3. 所有舊報紙都摺得像豆腐一般整齊（傑克可作證），所有紙類的東西（包含各式信封要拆開來、牙膏盒要拆開來、廣告傳單或《中國時報》週末附贈的沒什麼意思的彩色別刊……）全都夾在報紙中間，最後拿去回收——整個貨品丟出去，等於是把錢捐給回收資源的歐巴桑。
4. 利樂包洗乾淨後折疊起來；泡麵紙碗洗乾淨後堆疊起來；以上拿去紙類回收。
5. 所有塑膠袋集中在一處，裝滿後拿去塑膠類回收。
6. 瓶瓶罐罐就不用說了。
7. 看到沒有分類過的垃圾桶，會渾身不舒服。
能說的東西真的很多，但不必繁瑣。換句話說，任何一個人能不能以個人身分證明自己在日常生活的環保作為。排隊買包包，到底是買環保包，還是買名牌？天啊，我幹嘛自己問這麼智障的問題？
不過，排隊買名牌這件事，到底跟蔡明亮以及他的《黑眼圈》有什麼關係？基本上，我還是從「一個人的一致性」這角度來思考問題。文化社會學之所以有趣——皮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貝納拉易兒 (Bernard Lahire)——就是在思考這些問題時，很清楚地知道我們不能去批評大眾的低水準——「低水準」被判斷的標準當然相當複雜；問題其實是社經階級（布迪厄）或是童年及其發展（拉易兒）等等。就精神上，周星星我稍微不太喜歡拉易兒的分析，他認為人的發展以及品味勢必是多元的；這跟我強調的「一個人的一致性」還真是有一點不太合。也就是說，根據蔡明亮的看法，是整個社會「生病了」；但是，依照周星星我的看法，僅只是能夠配合《黑眼圈》這種文化的人不夠多。的確，說不定在那一千位排隊買名牌的人之中，還真的有一位曾經是蔡明亮電影的觀眾；但是這不符合比例。對我來說，買名牌卻無環保作為的人並非「很噁心」，但真的是「太醜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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