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史陀：偏愛「他者」的口味（第二部分）－就像這樣 Tel quel

一九七○年代的時候，李維史陀在一段電視訪問中提到對他來說，結構的方法其實是依靠本能：「有一天，我躺在一棵樹下，我看著一小撮蒲公英的花球。然後，我就想到一些組織的法則，靠這些法則才能夠引領一種如此複雜、和諧又微妙的機制。所有這些絕對不可能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積累。」這些「組織的法則」(lois d'organisation)，這些在地底下的跟非常基礎的結構，他就想要繼續去研究曾跟他一起生活過的印地安人他們的人文社會的結構。之後他再繼續擴展他的研究，然後傾向去研究美洲印地安人的口述文學──最主要是些神話，永遠傳下來的以及不斷地出現過變化的（神話），還有從以下句子中我們能學到的：「從自然進到文化，這是民族學最最基本的問題，同時也是所有『人』的哲學的基本問題。」他再補充，「我們太常認為人們是自動地讓神話的原創幻想吸引進去，神話學好像是屬於很隨意的東西。但是，如果我們能在這同一領域內成功地顯示給大家看到，這一領域其實包含有一種限制力 (qui offre un caractère de limite)，且的確有某種東西其性質像是法則，那麼，我們就能下結論說，這種某種東西是不僅僅會在其它的地方出現，而且還很可能是到處都會有。」（譯者註：重點為本人所加，目的在幫助理解）

Caduveo 小女生，臉上有繪飾。李維史陀攝（1935-36）。

對李維史陀來說，結構主義因此不是一種哲學，也不是一種關於世界的概念 (une conception)，但卻是一種方法 (une méthode)，一種學門 (une discipline)，幾近是一種工具 (un outil)。要在社會科學裡面──「這些社會科學試圖要變成正面的」──安置秩序、安置嚴謹態度的方法 (le moyen)。但對結構主義被當作是一種學門／學派 (école) 來說──這是一種在所有知識學門 (toutes les disciplines intellectuelles) 裡面一直在伸展枝葉的知識運動，他卻謹慎存疑，常常從中看到的是「一種情感上的放蕩行為，因為它是被粗淺的、消化不良的知識餵飽的。」(un dévergondage sentimental nourri de connaissances sommaires et mal digérées.) 「結構主義」這個詞，他在一九八○年代初坦承說，「因為大家都加了一大堆醬料，導致連我都不敢使用它了，」厭煩「新聞界的怪癖一直把拉康 (Lacan) 的名字」跟他本人「聯繫起來。」唯一能讓李維史陀覺得比較接近的，就是些語言學家。跟歷史學家比的話，關係就比較讓人不愉快。針對歷史學學門 (la discipline historique)，他指責它的「人類學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e)：「講到歷史，永遠要問說是否有那麼一個歷史能夠整體化人類全部的未來，或者是有一種講到各種地方演進的多樣性，畢竟這些地方演進並不為同一個命運負責。……試想，有一種行為想要要求說對我們來說是真的的東西也應該要對所有人來說同樣為真，而且還是永遠為真，這種行為在我看來是根本沒辦法為之辯護的，根本就是一種蒙昧主義。」但對於歷史，他卻不否認它的價值、有效性、可用之處，他解釋說「一種研究，如果它自己想當很正面性的東西，是不會下達驅逐令的；它其實常不擇手段。……講到神話分析的部分，每一次我能夠經由歷史教材、心理學教材、傳記、甚至是講到講述故事的人的傳記來講清楚我自己的主題時，老實說我一點都不覺得尷尬，反而是感到被非常強有力地幫助到。」（譯者註：法文原文的咖啡色斜體字為本人所加，目的在讓讀者瞭解為這幾個字選中譯字的困難度）

Bororo 印地安男人。李維史陀攝（19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