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跟這些年輕人總是貓捉老鼠、你追我跑，直到這一次兩條簡簡單單的性命「白白送死」（morts pour rien，原意比較接近『沒為什麼理由白白丟掉性命』）。老鼠們跑出來洩憤，暴動因此一發不可收拾。
地理：
首先研究一下「平價住宅」。法國在一九六○年代為了發展經濟，引進以前殖民地（北非）的勞工；再加上皮耶神父（l'abbé Pierre）一九五三年年初（冬天）站出來痛訴無住宅之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毀掉不少建築，但光復後八年仍有不少人無法正正常常地居住求溫飽──，法國政府開始在大城市市郊興建無數幢高達十幾層樓的「平價住宅」。「平價住宅」也者，即台灣所謂的「國民住宅」。有的時候根本是在農地上直接建立新城市，一幢幢「平價住宅」再興建郊區捷運（RER），「郊區」(banlieues) 就跟市中心連在一起了。以首都巴黎而言，巴黎市的行政區比台北市還要再小好幾倍，因為在我們概念裡的北投、板橋、新店其實已經算是市中心外的小城市，如同此次暴動的發源地克里希─林下（Clichy-sous-Bois）。巴黎市北邊的塞納─聖德尼省（Seine-Saint-Denis），人稱「九三省」，完全是最關鍵的代表跟象徵。（七五是巴黎市的郵遞區號開頭，如香榭里榭大道位在第八區，郵遞區號即是 « 75008 » ）
族群：
以「九三省」為例，整個「九三省」簡直是大災難，完全沒任何一個小城市可堪稱「正常」或「布爾喬亞（資產階級）」。住在「平價住宅」內的居民幾乎都是北非阿拉伯裔或中、西非的非洲裔（黑人），純高盧血統的法國人大概都能閃就閃、只剩下經濟能力欠佳的人不知道能閃到哪裡。這些人，先套用已故總統弗杭蘇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超悲觀的一句話：「一位在沒有靈魂的地區出生的年輕人，生活在醜陋的大樓裡面，又被其它更多的醜陋環繞，在一片灰色的環境中四處都是灰色的圍牆，過的也是灰色的生活；而這個社會偏好選擇把目光瞥到他處，只在要對它生氣、下禁令的時候才又正眼介入。試問這一位年輕人還能對未來期待什麼？」（"Que peut espérer un être jeune qui naît dans un quartier sans âme, qui vit dans un immeuble laid, entouré d'autres laideurs, de murs gris sur un paysage gris pour une vie grise, avec tout autour une société qui préfère détourner le regard et n'intervient que lorsqu'il faut se fâcher, interdire ?"）毫不讓人意外，這些「郊區的人」（banlieusards）要嘛是勞工階級，要嘛就是失業。其中呢，北非阿拉伯裔信仰伊斯蘭教，跟法國的天主教文化格格不入。
歧視：
種族歧視恐怕讓台灣人對 Louis Vuitton 的祖國瞠目結舌。某些非政府組織，以及某些社會學者也加入研究的報告顯示，種族歧視很可能是法國社會的常態。近幾年最著名的實驗就是一模一樣的履歷，只在姓名上動手腳：一個是純法國式姓名如奧利維耶˙杜邦（Olivier Dupont），另外一個是阿拉伯式姓名如穆罕默德˙吉丹（Mohamed Zidane），即使履歷上有高等科技學校的漂亮學歷，但是奧利維耶˙杜邦將會收到「恭喜您被本企業錄取……」而穆罕默德˙吉丹將會收到「很抱歉，您的專長不符合本企業的需求……」。更甚者是直接在郵遞區號上被刷掉，比如「93200」，一看就知道履歷來自「九三省」，企業直接丟進碎紙機。歧視還會包含租房子租不到：如果穆罕默德˙吉丹打電話問一幢公寓，公寓房東可能會回答他「對不起，剛剛被租走。」阿爾及利亞記者阿克漢˙貝咖易（Akram Belkaïd）在同一篇文章（未鎖住）說他在兩個小時不到的時間內連續被警察攔下檢查證件三次，很簡單：因為他長一副阿拉伯人樣。假設您的身分更是大學學者，遇過一次這樣的經驗，恐怕會暴跳如雷吧。但難道市井小民就該無條件承受這些？
融合：
目前似乎顯示多元文化論空有美好的願景，卻是實際上不通的道路。吉爾˙凱佩（Gilles Kepel）目前在巴黎政治研究院（IEP, l'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以及政治科學院（Sciences-Po）任教，曾取得阿拉伯文、英文跟哲學的學位。他的著作《聖戰》（Jihad）幾乎是準經典，已被翻譯成好幾種語文版。最近又出版《基地組織的文件》（Al-Qaida dans le texte）直接針對阿開達恐怖集團的文獻（由他譯成法文）進行評論，是法國阿拉伯文化專家。吉爾˙凱佩似乎指多元文化論沒辦法解決問題。社會學家阿藍˙涂亨內（Alain Touraine）也指出在短短幾年內少數民族（特別是北非阿拉伯裔）已積極進行反融合，更嚴重的是在教育系統內質疑科學觀。一九○五年法國通過政教分離法，卻在一百年後爆發大暴動，因為這兩、三年內為了伊斯蘭頭巾的問題已深深地讓伊斯蘭教信徒痛悟自己在共和國內永遠被欺侮的事實。太多的不一樣，如長相、頭髮、膚色、姓名、宗教、家教、衣著、用語、性別觀、史觀……，總統賈克˙席哈克（Jacques Chirac）日前說到這些人何以不能認同自己是法國人，但筆者反要問為什麼法國人不能接受他們成為法國人的一份子。融合已成為不可能的任務，現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趕快恢復正常狀態，能趕快忘記、能再拖就繼續拖到下一次發生暴動的時候。
幾個比較分析：
一，宗教其實只是藉口。伊斯蘭教的大老們一定都站出來呼籲年輕人放棄暴力、回歸和平，論態度沒有一個宗教是主動鼓吹暴力。但是北非阿拉伯裔的年輕人，管他們是不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他們卻的確是對伊斯蘭教有情感，也因此更有法國天主教徒壓迫他們的敵意。沒辦法，在西方世界，在阿拉伯世界，宗教是無所不在的。相反地，台灣跟中國幾乎是全世界最不強調宗教的虔誠（religieux）的國家。以台灣為例，對宗教無所謂（indifférent）的態度反而給了 « indifférent » 這一詞比較正面的意義，因為它本來是「毫不在乎」、「漠視」。在台灣，你信什麼教都是你個人的事，沒有人會為了宗教變成瘋狂份子（fanatique）。筆者曾舉李登輝為例，一位基督徒（新教）當上中華民國總統一職，就像風飄過來水流過來一樣從未成為共和國內的爭議、醜聞。筆者朋友 IRON 更補充指出：連蔣介石、蔣經國都曾經是基督徒，更讓筆者驚訝許久。但是呢，如果法國總統是伊斯蘭教徒選上，恐怕會有超過八成的法國人在那邊哭餓：「法國亡國了！法國亡國了！」請大家參考我寫的「Intelligent Design」，很可惜這網誌都沒人看，講的是美國的案例。拜託大家點進去看一看吧。台灣對宗教無所謂的態度讓我聯想到：如果也能夠對族群無所謂，「indifférent」，理論上就不再存有族群主義了。但怎能不在這兒稱讚說台灣怎麼對宗教有這麼大的自由！
二，貧民窟的問題。位在郊區、「平價住宅」內盡是貧窮的少數民族，怎能不讓我拿來跟台灣作比較？在台灣，唯一類似的族群式的集體住宅區就是眷村。眷村出現的初期，台灣其實是均貧，因為台灣仍處在農業時代。但是住在眷村內的居民幾乎全是外省籍軍人家庭，第一已經不存有當今法國的集體高失業率環境，好歹有軍職跟國家補助；第二是外省籍政治菁英掌握政權，所以眷村內的外省人反而享有文化上的優越感，完全是當今法國案例的翻轉版。所以即使眷村內某些輟學生變成幫派份子，都完全不可能讓台灣各地的眷村年輕人跑出來燒汽車。會讓年輕人跑出來燒汽車，只能在理論上編編劇：比如是一整群泰國勞工住在集體的國民住宅裡，裡面全是泰國人之間通婚的家庭，他們的第二代母語是泰國話，講出來的北京話、閩南話都含有口音，萬一又都被失業所困以及台灣社會產生出常態的種族歧視，那台灣就會有可能發生今天法國經歷過的事。莫忽略地理因素，因為法國如此這般的空間規劃似乎在歐洲是最顯著的國家。當一整個行政省（像『九三省』大約是半個台北市大）宛如貧民窟，從巴黎坐郊區捷運（RER）去戴高樂機場必經過「九三省」並一定看到無數醜陋的塗鴉，這些 « No Future » （沒有未來）的「年輕人」── « les jeunes » ，法國只這樣稱他們──做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包含活活燒死人）都無所謂了，反正那個「未來」從未正眼看他們。
三，種族的問題。此「○五年十、十一事件」當然被法國左派敵視，因為正好攻擊執政的右派。但更深的不安在後頭：六八年五月，一群 « baby boomers » （嬰兒潮）長大變成大學生，什麼都不滿，要「禁止有禁令」（Il est interdit d'interdire.），要「來做愛，再重來」（Faites l'amour et recommencez.），但這群年輕人基本上都是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出身的「白人」法國人。「六八年五月」不斷被左派美化，但是它是值得的。今天「○五年十、十一事件」是少數民族燒汽車、燒垃圾桶，戰略是游擊戰，行為卻真的是流氓，左派、右派都痛恨這種市區暴力。是的，「市區暴力」（violences urbaines）還是很年輕的詞而已。再回到兩年前，從郊區崛起的「全非婊子，全不臣服」（Ni putes, ni soumises）協會竟被七○年代的女性主義者譏說「這些人到底有沒有在看西蒙˙德˙波瓦（Simone de Beauvoir）？我們在波瓦墓前獻花，請問她們現在在哪裡？」不就是七○年代的「白人」女性主義者瞧不起這些郊區的人嗎？歷史詮釋權未來將爭論不休。二十年後，變成是一群人美化「○五年十、十一事件」但另外一群人繼續視它為暴動。但如果是阿拉伯裔的法國社會學者清一色美化「○五年十、十一事件」，只不過繼續在族群主義的邏輯指導下進行永遠爭吵不休的學術論戰。
三個多小時過去了，有點後悔順手寫出來的這一篇文章不夠完整。時間有限，又急於發表第一版，故請各位多多包含，並請先進多多指教。
我在 1.0 版已經談到幾個重點，現在要補充一些事實。很可惜，還是沒辦法成為精湛深入的經典文章，哈哈！
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大學同事，也是寫過《德勒茲》（Deleuze, 1997）一書的法國重要哲學家阿藍˙巴底烏（Alain Badiou）在法國《世界報》冒出來的文章正好就是我本來要談的一件事。阿藍˙巴底烏說他有一個領養的兒子叫傑哈 (Gérard)（傑哈˙巴底烏），今年十六歲，是非洲裔。傑哈˙巴底烏在巴黎活得就是不像一位普普通通的傑哈˙巴底烏──傑哈˙巴底烏，Gérard Badiou，算是很法國味的姓名吧──，但是因為他有黝黑的皮膚，他的日常生活就開始痛苦。莫名奇妙就被警察撲上頂在牆邊，拗住手脕，銬上手銬，帶回警局拘留，未立即得到打電話的權利，從頭到尾都被警察用蔑稱（tutoyer）對待── « tutoyer » （動詞）在朋友間是熟稱，比較親近、沒有距離；但警察 tutoyer 嫌疑犯則是蔑稱嫌疑犯，不可不察。
警察的人格：
攤開來講，誰會當警察？誰會去警校唸書結業出來當警察？目前以高盧血統的（白人）法國人、且出身勞工階級的子女為主。為什麼要攤開來講？因為這本來就是事實，也因為出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子女根本不可能為了報效國家、為社會服務而選擇警職。後者一定繼續在商業、服務業或學術界工作，因為他們的出身早就已經瞧不起地位卑微的警職。對勞工階級出身的子女而言，警職是待遇穩定並立即免除失業壓力的一份還算不差的工作，只是訓練過程非常辛苦，消耗的體能相當大，也可能要冒丟失性命之險。一旦執行警職，身肩國家賦予之打擊犯罪重任，善惡對立立即完全二元，警察的心思形態（mentalité）將完全不能應付實際上更複雜的社會現實。
沒必要陷入「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爭論，任何已經在執行勤務的警察面對的都是：犯罪者幾乎全是以北非阿拉伯裔或中、西非的非洲裔（黑人）為主，純高盧血統的法國人大概都是零星各種不同的罪行。我，身為白人警察，站在「正義的一方」；你，身為阿拉伯裔或非洲裔，一定全都是「嫌疑犯」。在郊區（banlieues），警方跟這些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總是貓捉老鼠、你追我跑，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完全是集體無例外地敵視警方。問題就是，一位簡簡單單的傑哈˙巴底烏，或筆者的朋友傑侯姆（Jérôme），是否就因為他們黝黑的皮膚而必須比其他「正常人」要忍受更多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貓把他們當作是老鼠抓去警察局把玩好幾番，然後在查無證據時把到手的獵物放生，並要這些獵物慶幸自己還撿回一條狗命（或還有其它好幾條貓命等待下一次被蹂躪）但卻在司法上無錯誤、也不會給任何精神補償？聽著，雖然身為亞洲裔還不至於被警方如此歇斯底里地對待，但殘酷的現實、而且每位法國人都知道的是這些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從未被法國社會公平地對待過，種族歧視一直存在而且將會長壽一萬年。
全球化的棄兒：
德國社會學家烏利胥˙貝克（Ulrich Beck）在二○○五年法國大暴動發生時就迅速地指出：法國的暴動並非單純是貧窮的移民第二代發洩其不滿而已。他直指關鍵問題：「對那些被『全球化的好處』排擠掉的人來說，還會再發生什麼事？」烏利胥˙貝克不愧是國際級大師，他說經濟上的全球化早已泯滅國家跟國家之間的國界，一邊當然是工業化、景氣快飛的新中心；但是在新中心的旁邊，馬上就是毫無生產力的沙漠。非洲大陸是最好的象徵，不僅僅是因為在全球化之後，非洲大陸已萬劫不復；但是呢，我們也發現到在紐約、倫敦、巴黎、羅馬、柏林等地也有毫無生產力的沙漠。非洲大陸變成是「被排擠」的象徵。
烏利胥˙貝克繼續說：「很久以前，富有的人必須要仰賴貧窮的人才能讓自己有錢起來；現在呢，靠全球化有錢起來的暴發戶不再需要這些貧窮的人。」
所以，周星星我說：以前是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勞力，今天則是資產階級把無產階級放棄、排擠掉、丟在一邊，確定讓所有這些人活在貧民窟裡面，不再讓這些人能夠跑到他們的生活空間擾亂治安。這也就是歐洲將繼美國之後，內政問題必須將只剩下「治安」的問題，各政黨必須仰賴人民對治安不佳的「恐懼」來掌握政權。
當「被放棄」也必須篩選出條件時，以往可能是靠膚色被排擠，現在在職場根本就只靠姓名跟郵遞區號就在第一關被刷下來。誰被刷掉？當然優先是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筆者超喜歡烏利胥˙貝克的一句話：法國的暴動是「一群沒有用處的人的反抗暴動」──請注意「反抗暴動」一詞是 « révolte » ，因為有反抗才有的暴動，而不是 « résistance » ，因為 « résistance » 是針對外來的欺壓。若直翻成「暴動」又將缺少「反抗」之意，所以才會變成有點冗長的「反抗暴動」。
認同危機：
終於法國總統賈克˙席哈克（Jacques Chirac）在十四日禮拜一晚上的電視演說坦承暴動曝露法國的認同危機（crise d'identité）。沒有人喜歡這場大暴動，因為暴動摧毀一切，視共和國為敵，當然和「六八年五月」不能比。對台灣人而言，縱火燒汽車、燒垃圾桶可能第一次聽到──即使台灣內部常聽到縱火燒機車。但如果最近十年曾住在法國，聽到燒汽車、燒垃圾桶都不算是新鮮事。每年十二月三十一號夜晚的跨年夜，法國東部的史特拉斯堡都會有一些郊區的年輕人縱火燒汽車、燒垃圾桶，第二天一月一號自然會上電視新聞，這幾年來似乎已變成慣例，就是一月一號的電視新聞一定會有史特拉斯堡縱火燒汽車、燒垃圾桶的新聞。這一回，若仔細看一些記者訪問那些縱火的郊區年輕人，他們會跟你說看到他們做的事上了電視他們覺得很有成就感，這就是西班牙哲學家侯塞˙哈摩內達（Josep Ramoneda）所說的虛無主義：「搞破壞為存在」（détruire pour exister）。
所有人都批評法國模式的融合政策，昨天（二○○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蘋果日報》也登出一篇還算是不錯的分析的文章。正視認同危機，別再饒舌否認此事，也別再左派、右派互相攻訐，因為左派、右派都曾長期執政，遠因也都是這些左派、右派種下來的。不能否認，法國的社會主義、保護主義讓經濟停滯，讓企業不願聘僱新人，結果就是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以上不等。筆者持極端悲觀的看法，認為「○五年十、十一」這一燒就像是一場戰役，而我們都知道要洗刷對戰役的憤恨記憶很可能需要五十年兩個世代以上才有可能針對這一場戰役轉變成「indifférent」，「無所謂」的態度。社會學家、哲學家或政治學家提出的見解都非常地深入，但是讓人遺憾的是一般人沒有如此深入、複雜的想法，就像那些白人警察，一般人很可能都只是市井小民、中產階級、勞工階級，當他們自己的社經地位並非那麼傲人時，把少數民族當作是歧視、瞧不起的對象完全是心理學上存在的心思形態。要整個法國社會脫胎換骨，恐怕必須把全部的法國人都移到美國，然後把美國人置入進法國的土地，法國才會有些不一樣。縱使美國仍有不完美的地方，但筆者仍認為美國人的「我們都是移民的後代」心態還是比法國人強很多。
歐洲聯盟擴大版圖後，對於「外國人」的概念似乎將愈走愈窄。筆者一九九九年在巴黎辦居留證的時候，隊伍中都還會有一些東歐人也在排隊辦居留證。但是歐盟擴張後，雖然短時間內東歐人仍要辦居留證，但似乎只剩下不是白人的外國人在排隊辦居留證。逐漸地，歐洲國家都將加入申根空間，申根國家彼此之間不再檢查證件，也不需要居留證即可自由地遷徙。但是，不就只剩下阿拉伯裔、非洲裔跟亞洲裔的國民需要辦居留證嗎？換言之，最可憐的是阿拉伯裔、非洲裔跟亞洲裔的法國人，只因為他們血統的關係還將永遠被視為是外國人。一位巴黎十三區出身的越南裔法國人，即使法文是道地的巴黎腔，終將還是被視為是「中國人」（Chinois）。像秘魯前總統藤森，最近又鬧新聞，但永遠令人不解的是秘魯人用種族主義稱藤森是「中國人」（El Chino），但我們不是都知道藤森是在秘魯出生的日本裔嗎？當西方世界始終只以西方世界的人作為他們自己人，那麼在法國、在美國以及在台灣始終把那些亞洲裔人士永遠視成是亞洲裔人士而不是法國人（國籍上）、美國人（國籍上）就不讓人意外。
移民政策：
極右派的「民族陣線」（Le Front national）主席尚─馬黎˙勒片（Jean-Marie Le Pen）只會在這個時候痛罵移民、少數民族。當群眾永遠只有十四歲時，認同尚─馬黎˙勒片的人絕對會增加。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之前，賈克˙席哈克玩弄「治安」的問題，電視上反反覆覆都是社會治安的新聞，激起一般人順勢把「安全」的問題歸咎於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也因此才會讓傳統上支持左派的勞工階級投票投給極右派的尚─馬黎˙勒片。但極右派能做什麼？這些選民其實也不知道，只知道心裡有一股憤恨，要透過極右派的聲音來反映。
首先極右派只會批評移民政策，但再怎麼樣都已經不可能再玩納粹那一套，也就是說把所有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國民抓起來、集中起來，然後再送回非洲。也當然不可能再重開毒氣室，要把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國民全毒死。先不論這些極端的手法，光只要在公民之間再區分不同的族群，然後優先給純高盧血統的法國人各種優惠，都馬上會被歐洲聯盟制裁、懲罰。極右派完全是種族主義者的鴉片，或比較新奇的搖頭丸，因為只能喊爽，不會有任何建設。
移民政策的確需要再檢討，左派、右派都要認真看這件事，特別是左派總是以為法國胸襟寬大可以儘量幫助來自南邊非洲的經濟難民。移民政策自然會轉化成政治問題，「○五年十、十一」這一燒自然會在二○○七年四月總統大選時讓左派潰敗。二○○七年四月應該又會再發生一次共和國的雙週危機，因為應該會是民主右派的（現任內政部長）尼可拉˙薩柯奇（Nicolas Sarkozy）跟極右派的「民族陣線」主席尚─馬黎˙勒片對決第二輪。法國人的惡夢還真的從未結束過。
地理：
首先研究一下「平價住宅」。法國在一九六○年代為了發展經濟，引進以前殖民地（北非）的勞工；再加上皮耶神父（l'abbé Pierre）一九五三年年初（冬天）站出來痛訴無住宅之苦──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毀掉不少建築，但光復後八年仍有不少人無法正正常常地居住求溫飽──，法國政府開始在大城市市郊興建無數幢高達十幾層樓的「平價住宅」。「平價住宅」也者，即台灣所謂的「國民住宅」。有的時候根本是在農地上直接建立新城市，一幢幢「平價住宅」再興建郊區捷運（RER），「郊區」(banlieues) 就跟市中心連在一起了。以首都巴黎而言，巴黎市的行政區比台北市還要再小好幾倍，因為在我們概念裡的北投、板橋、新店其實已經算是市中心外的小城市，如同此次暴動的發源地克里希─林下（Clichy-sous-Bois）。巴黎市北邊的塞納─聖德尼省（Seine-Saint-Denis），人稱「九三省」，完全是最關鍵的代表跟象徵。（七五是巴黎市的郵遞區號開頭，如香榭里榭大道位在第八區，郵遞區號即是 « 75008 » ）
族群：
以「九三省」為例，整個「九三省」簡直是大災難，完全沒任何一個小城市可堪稱「正常」或「布爾喬亞（資產階級）」。住在「平價住宅」內的居民幾乎都是北非阿拉伯裔或中、西非的非洲裔（黑人），純高盧血統的法國人大概都能閃就閃、只剩下經濟能力欠佳的人不知道能閃到哪裡。這些人，先套用已故總統弗杭蘇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超悲觀的一句話：「一位在沒有靈魂的地區出生的年輕人，生活在醜陋的大樓裡面，又被其它更多的醜陋環繞，在一片灰色的環境中四處都是灰色的圍牆，過的也是灰色的生活；而這個社會偏好選擇把目光瞥到他處，只在要對它生氣、下禁令的時候才又正眼介入。試問這一位年輕人還能對未來期待什麼？」（"Que peut espérer un être jeune qui naît dans un quartier sans âme, qui vit dans un immeuble laid, entouré d'autres laideurs, de murs gris sur un paysage gris pour une vie grise, avec tout autour une société qui préfère détourner le regard et n'intervient que lorsqu'il faut se fâcher, interdire ?"）毫不讓人意外，這些「郊區的人」（banlieusards）要嘛是勞工階級，要嘛就是失業。其中呢，北非阿拉伯裔信仰伊斯蘭教，跟法國的天主教文化格格不入。
歧視：
種族歧視恐怕讓台灣人對 Louis Vuitton 的祖國瞠目結舌。某些非政府組織，以及某些社會學者也加入研究的報告顯示，種族歧視很可能是法國社會的常態。近幾年最著名的實驗就是一模一樣的履歷，只在姓名上動手腳：一個是純法國式姓名如奧利維耶˙杜邦（Olivier Dupont），另外一個是阿拉伯式姓名如穆罕默德˙吉丹（Mohamed Zidane），即使履歷上有高等科技學校的漂亮學歷，但是奧利維耶˙杜邦將會收到「恭喜您被本企業錄取……」而穆罕默德˙吉丹將會收到「很抱歉，您的專長不符合本企業的需求……」。更甚者是直接在郵遞區號上被刷掉，比如「93200」，一看就知道履歷來自「九三省」，企業直接丟進碎紙機。歧視還會包含租房子租不到：如果穆罕默德˙吉丹打電話問一幢公寓，公寓房東可能會回答他「對不起，剛剛被租走。」阿爾及利亞記者阿克漢˙貝咖易（Akram Belkaïd）在同一篇文章（未鎖住）說他在兩個小時不到的時間內連續被警察攔下檢查證件三次，很簡單：因為他長一副阿拉伯人樣。假設您的身分更是大學學者，遇過一次這樣的經驗，恐怕會暴跳如雷吧。但難道市井小民就該無條件承受這些？
融合：
目前似乎顯示多元文化論空有美好的願景，卻是實際上不通的道路。吉爾˙凱佩（Gilles Kepel）目前在巴黎政治研究院（IEP, l'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以及政治科學院（Sciences-Po）任教，曾取得阿拉伯文、英文跟哲學的學位。他的著作《聖戰》（Jihad）幾乎是準經典，已被翻譯成好幾種語文版。最近又出版《基地組織的文件》（Al-Qaida dans le texte）直接針對阿開達恐怖集團的文獻（由他譯成法文）進行評論，是法國阿拉伯文化專家。吉爾˙凱佩似乎指多元文化論沒辦法解決問題。社會學家阿藍˙涂亨內（Alain Touraine）也指出在短短幾年內少數民族（特別是北非阿拉伯裔）已積極進行反融合，更嚴重的是在教育系統內質疑科學觀。一九○五年法國通過政教分離法，卻在一百年後爆發大暴動，因為這兩、三年內為了伊斯蘭頭巾的問題已深深地讓伊斯蘭教信徒痛悟自己在共和國內永遠被欺侮的事實。太多的不一樣，如長相、頭髮、膚色、姓名、宗教、家教、衣著、用語、性別觀、史觀……，總統賈克˙席哈克（Jacques Chirac）日前說到這些人何以不能認同自己是法國人，但筆者反要問為什麼法國人不能接受他們成為法國人的一份子。融合已成為不可能的任務，現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趕快恢復正常狀態，能趕快忘記、能再拖就繼續拖到下一次發生暴動的時候。
幾個比較分析：
一，宗教其實只是藉口。伊斯蘭教的大老們一定都站出來呼籲年輕人放棄暴力、回歸和平，論態度沒有一個宗教是主動鼓吹暴力。但是北非阿拉伯裔的年輕人，管他們是不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他們卻的確是對伊斯蘭教有情感，也因此更有法國天主教徒壓迫他們的敵意。沒辦法，在西方世界，在阿拉伯世界，宗教是無所不在的。相反地，台灣跟中國幾乎是全世界最不強調宗教的虔誠（religieux）的國家。以台灣為例，對宗教無所謂（indifférent）的態度反而給了 « indifférent » 這一詞比較正面的意義，因為它本來是「毫不在乎」、「漠視」。在台灣，你信什麼教都是你個人的事，沒有人會為了宗教變成瘋狂份子（fanatique）。筆者曾舉李登輝為例，一位基督徒（新教）當上中華民國總統一職，就像風飄過來水流過來一樣從未成為共和國內的爭議、醜聞。筆者朋友 IRON 更補充指出：連蔣介石、蔣經國都曾經是基督徒，更讓筆者驚訝許久。但是呢，如果法國總統是伊斯蘭教徒選上，恐怕會有超過八成的法國人在那邊哭餓：「法國亡國了！法國亡國了！」請大家參考我寫的「Intelligent Design」，很可惜這網誌都沒人看，講的是美國的案例。拜託大家點進去看一看吧。台灣對宗教無所謂的態度讓我聯想到：如果也能夠對族群無所謂，「indifférent」，理論上就不再存有族群主義了。但怎能不在這兒稱讚說台灣怎麼對宗教有這麼大的自由！
二，貧民窟的問題。位在郊區、「平價住宅」內盡是貧窮的少數民族，怎能不讓我拿來跟台灣作比較？在台灣，唯一類似的族群式的集體住宅區就是眷村。眷村出現的初期，台灣其實是均貧，因為台灣仍處在農業時代。但是住在眷村內的居民幾乎全是外省籍軍人家庭，第一已經不存有當今法國的集體高失業率環境，好歹有軍職跟國家補助；第二是外省籍政治菁英掌握政權，所以眷村內的外省人反而享有文化上的優越感，完全是當今法國案例的翻轉版。所以即使眷村內某些輟學生變成幫派份子，都完全不可能讓台灣各地的眷村年輕人跑出來燒汽車。會讓年輕人跑出來燒汽車，只能在理論上編編劇：比如是一整群泰國勞工住在集體的國民住宅裡，裡面全是泰國人之間通婚的家庭，他們的第二代母語是泰國話，講出來的北京話、閩南話都含有口音，萬一又都被失業所困以及台灣社會產生出常態的種族歧視，那台灣就會有可能發生今天法國經歷過的事。莫忽略地理因素，因為法國如此這般的空間規劃似乎在歐洲是最顯著的國家。當一整個行政省（像『九三省』大約是半個台北市大）宛如貧民窟，從巴黎坐郊區捷運（RER）去戴高樂機場必經過「九三省」並一定看到無數醜陋的塗鴉，這些 « No Future » （沒有未來）的「年輕人」── « les jeunes » ，法國只這樣稱他們──做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包含活活燒死人）都無所謂了，反正那個「未來」從未正眼看他們。
三，種族的問題。此「○五年十、十一事件」當然被法國左派敵視，因為正好攻擊執政的右派。但更深的不安在後頭：六八年五月，一群 « baby boomers » （嬰兒潮）長大變成大學生，什麼都不滿，要「禁止有禁令」（Il est interdit d'interdire.），要「來做愛，再重來」（Faites l'amour et recommencez.），但這群年輕人基本上都是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出身的「白人」法國人。「六八年五月」不斷被左派美化，但是它是值得的。今天「○五年十、十一事件」是少數民族燒汽車、燒垃圾桶，戰略是游擊戰，行為卻真的是流氓，左派、右派都痛恨這種市區暴力。是的，「市區暴力」（violences urbaines）還是很年輕的詞而已。再回到兩年前，從郊區崛起的「全非婊子，全不臣服」（Ni putes, ni soumises）協會竟被七○年代的女性主義者譏說「這些人到底有沒有在看西蒙˙德˙波瓦（Simone de Beauvoir）？我們在波瓦墓前獻花，請問她們現在在哪裡？」不就是七○年代的「白人」女性主義者瞧不起這些郊區的人嗎？歷史詮釋權未來將爭論不休。二十年後，變成是一群人美化「○五年十、十一事件」但另外一群人繼續視它為暴動。但如果是阿拉伯裔的法國社會學者清一色美化「○五年十、十一事件」，只不過繼續在族群主義的邏輯指導下進行永遠爭吵不休的學術論戰。
三個多小時過去了，有點後悔順手寫出來的這一篇文章不夠完整。時間有限，又急於發表第一版，故請各位多多包含，並請先進多多指教。
我在 1.0 版已經談到幾個重點，現在要補充一些事實。很可惜，還是沒辦法成為精湛深入的經典文章，哈哈！
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大學同事，也是寫過《德勒茲》（Deleuze, 1997）一書的法國重要哲學家阿藍˙巴底烏（Alain Badiou）在法國《世界報》冒出來的文章正好就是我本來要談的一件事。阿藍˙巴底烏說他有一個領養的兒子叫傑哈 (Gérard)（傑哈˙巴底烏），今年十六歲，是非洲裔。傑哈˙巴底烏在巴黎活得就是不像一位普普通通的傑哈˙巴底烏──傑哈˙巴底烏，Gérard Badiou，算是很法國味的姓名吧──，但是因為他有黝黑的皮膚，他的日常生活就開始痛苦。莫名奇妙就被警察撲上頂在牆邊，拗住手脕，銬上手銬，帶回警局拘留，未立即得到打電話的權利，從頭到尾都被警察用蔑稱（tutoyer）對待── « tutoyer » （動詞）在朋友間是熟稱，比較親近、沒有距離；但警察 tutoyer 嫌疑犯則是蔑稱嫌疑犯，不可不察。
警察的人格：
攤開來講，誰會當警察？誰會去警校唸書結業出來當警察？目前以高盧血統的（白人）法國人、且出身勞工階級的子女為主。為什麼要攤開來講？因為這本來就是事實，也因為出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子女根本不可能為了報效國家、為社會服務而選擇警職。後者一定繼續在商業、服務業或學術界工作，因為他們的出身早就已經瞧不起地位卑微的警職。對勞工階級出身的子女而言，警職是待遇穩定並立即免除失業壓力的一份還算不差的工作，只是訓練過程非常辛苦，消耗的體能相當大，也可能要冒丟失性命之險。一旦執行警職，身肩國家賦予之打擊犯罪重任，善惡對立立即完全二元，警察的心思形態（mentalité）將完全不能應付實際上更複雜的社會現實。
沒必要陷入「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爭論，任何已經在執行勤務的警察面對的都是：犯罪者幾乎全是以北非阿拉伯裔或中、西非的非洲裔（黑人）為主，純高盧血統的法國人大概都是零星各種不同的罪行。我，身為白人警察，站在「正義的一方」；你，身為阿拉伯裔或非洲裔，一定全都是「嫌疑犯」。在郊區（banlieues），警方跟這些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總是貓捉老鼠、你追我跑，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完全是集體無例外地敵視警方。問題就是，一位簡簡單單的傑哈˙巴底烏，或筆者的朋友傑侯姆（Jérôme），是否就因為他們黝黑的皮膚而必須比其他「正常人」要忍受更多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貓把他們當作是老鼠抓去警察局把玩好幾番，然後在查無證據時把到手的獵物放生，並要這些獵物慶幸自己還撿回一條狗命（或還有其它好幾條貓命等待下一次被蹂躪）但卻在司法上無錯誤、也不會給任何精神補償？聽著，雖然身為亞洲裔還不至於被警方如此歇斯底里地對待，但殘酷的現實、而且每位法國人都知道的是這些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從未被法國社會公平地對待過，種族歧視一直存在而且將會長壽一萬年。
全球化的棄兒：
德國社會學家烏利胥˙貝克（Ulrich Beck）在二○○五年法國大暴動發生時就迅速地指出：法國的暴動並非單純是貧窮的移民第二代發洩其不滿而已。他直指關鍵問題：「對那些被『全球化的好處』排擠掉的人來說，還會再發生什麼事？」烏利胥˙貝克不愧是國際級大師，他說經濟上的全球化早已泯滅國家跟國家之間的國界，一邊當然是工業化、景氣快飛的新中心；但是在新中心的旁邊，馬上就是毫無生產力的沙漠。非洲大陸是最好的象徵，不僅僅是因為在全球化之後，非洲大陸已萬劫不復；但是呢，我們也發現到在紐約、倫敦、巴黎、羅馬、柏林等地也有毫無生產力的沙漠。非洲大陸變成是「被排擠」的象徵。
烏利胥˙貝克繼續說：「很久以前，富有的人必須要仰賴貧窮的人才能讓自己有錢起來；現在呢，靠全球化有錢起來的暴發戶不再需要這些貧窮的人。」
所以，周星星我說：以前是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勞力，今天則是資產階級把無產階級放棄、排擠掉、丟在一邊，確定讓所有這些人活在貧民窟裡面，不再讓這些人能夠跑到他們的生活空間擾亂治安。這也就是歐洲將繼美國之後，內政問題必須將只剩下「治安」的問題，各政黨必須仰賴人民對治安不佳的「恐懼」來掌握政權。
當「被放棄」也必須篩選出條件時，以往可能是靠膚色被排擠，現在在職場根本就只靠姓名跟郵遞區號就在第一關被刷下來。誰被刷掉？當然優先是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筆者超喜歡烏利胥˙貝克的一句話：法國的暴動是「一群沒有用處的人的反抗暴動」──請注意「反抗暴動」一詞是 « révolte » ，因為有反抗才有的暴動，而不是 « résistance » ，因為 « résistance » 是針對外來的欺壓。若直翻成「暴動」又將缺少「反抗」之意，所以才會變成有點冗長的「反抗暴動」。
認同危機：
終於法國總統賈克˙席哈克（Jacques Chirac）在十四日禮拜一晚上的電視演說坦承暴動曝露法國的認同危機（crise d'identité）。沒有人喜歡這場大暴動，因為暴動摧毀一切，視共和國為敵，當然和「六八年五月」不能比。對台灣人而言，縱火燒汽車、燒垃圾桶可能第一次聽到──即使台灣內部常聽到縱火燒機車。但如果最近十年曾住在法國，聽到燒汽車、燒垃圾桶都不算是新鮮事。每年十二月三十一號夜晚的跨年夜，法國東部的史特拉斯堡都會有一些郊區的年輕人縱火燒汽車、燒垃圾桶，第二天一月一號自然會上電視新聞，這幾年來似乎已變成慣例，就是一月一號的電視新聞一定會有史特拉斯堡縱火燒汽車、燒垃圾桶的新聞。這一回，若仔細看一些記者訪問那些縱火的郊區年輕人，他們會跟你說看到他們做的事上了電視他們覺得很有成就感，這就是西班牙哲學家侯塞˙哈摩內達（Josep Ramoneda）所說的虛無主義：「搞破壞為存在」（détruire pour exister）。
所有人都批評法國模式的融合政策，昨天（二○○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蘋果日報》也登出一篇還算是不錯的分析的文章。正視認同危機，別再饒舌否認此事，也別再左派、右派互相攻訐，因為左派、右派都曾長期執政，遠因也都是這些左派、右派種下來的。不能否認，法國的社會主義、保護主義讓經濟停滯，讓企業不願聘僱新人，結果就是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以上不等。筆者持極端悲觀的看法，認為「○五年十、十一」這一燒就像是一場戰役，而我們都知道要洗刷對戰役的憤恨記憶很可能需要五十年兩個世代以上才有可能針對這一場戰役轉變成「indifférent」，「無所謂」的態度。社會學家、哲學家或政治學家提出的見解都非常地深入，但是讓人遺憾的是一般人沒有如此深入、複雜的想法，就像那些白人警察，一般人很可能都只是市井小民、中產階級、勞工階級，當他們自己的社經地位並非那麼傲人時，把少數民族當作是歧視、瞧不起的對象完全是心理學上存在的心思形態。要整個法國社會脫胎換骨，恐怕必須把全部的法國人都移到美國，然後把美國人置入進法國的土地，法國才會有些不一樣。縱使美國仍有不完美的地方，但筆者仍認為美國人的「我們都是移民的後代」心態還是比法國人強很多。
歐洲聯盟擴大版圖後，對於「外國人」的概念似乎將愈走愈窄。筆者一九九九年在巴黎辦居留證的時候，隊伍中都還會有一些東歐人也在排隊辦居留證。但是歐盟擴張後，雖然短時間內東歐人仍要辦居留證，但似乎只剩下不是白人的外國人在排隊辦居留證。逐漸地，歐洲國家都將加入申根空間，申根國家彼此之間不再檢查證件，也不需要居留證即可自由地遷徙。但是，不就只剩下阿拉伯裔、非洲裔跟亞洲裔的國民需要辦居留證嗎？換言之，最可憐的是阿拉伯裔、非洲裔跟亞洲裔的法國人，只因為他們血統的關係還將永遠被視為是外國人。一位巴黎十三區出身的越南裔法國人，即使法文是道地的巴黎腔，終將還是被視為是「中國人」（Chinois）。像秘魯前總統藤森，最近又鬧新聞，但永遠令人不解的是秘魯人用種族主義稱藤森是「中國人」（El Chino），但我們不是都知道藤森是在秘魯出生的日本裔嗎？當西方世界始終只以西方世界的人作為他們自己人，那麼在法國、在美國以及在台灣始終把那些亞洲裔人士永遠視成是亞洲裔人士而不是法國人（國籍上）、美國人（國籍上）就不讓人意外。
移民政策：
極右派的「民族陣線」（Le Front national）主席尚─馬黎˙勒片（Jean-Marie Le Pen）只會在這個時候痛罵移民、少數民族。當群眾永遠只有十四歲時，認同尚─馬黎˙勒片的人絕對會增加。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之前，賈克˙席哈克玩弄「治安」的問題，電視上反反覆覆都是社會治安的新聞，激起一般人順勢把「安全」的問題歸咎於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也因此才會讓傳統上支持左派的勞工階級投票投給極右派的尚─馬黎˙勒片。但極右派能做什麼？這些選民其實也不知道，只知道心裡有一股憤恨，要透過極右派的聲音來反映。
首先極右派只會批評移民政策，但再怎麼樣都已經不可能再玩納粹那一套，也就是說把所有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國民抓起來、集中起來，然後再送回非洲。也當然不可能再重開毒氣室，要把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國民全毒死。先不論這些極端的手法，光只要在公民之間再區分不同的族群，然後優先給純高盧血統的法國人各種優惠，都馬上會被歐洲聯盟制裁、懲罰。極右派完全是種族主義者的鴉片，或比較新奇的搖頭丸，因為只能喊爽，不會有任何建設。
移民政策的確需要再檢討，左派、右派都要認真看這件事，特別是左派總是以為法國胸襟寬大可以儘量幫助來自南邊非洲的經濟難民。移民政策自然會轉化成政治問題，「○五年十、十一」這一燒自然會在二○○七年四月總統大選時讓左派潰敗。二○○七年四月應該又會再發生一次共和國的雙週危機，因為應該會是民主右派的（現任內政部長）尼可拉˙薩柯奇（Nicolas Sarkozy）跟極右派的「民族陣線」主席尚─馬黎˙勒片對決第二輪。法國人的惡夢還真的從未結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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