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這樣 Tel quel

總編輯尚-米歇˙弗侯東 (Jean-Michel Frodon) 以安德黑˙巴贊 (André Bazin) 的形容詞「體系奇蹟」(Le génie du système) 為文章名，談論好萊塢近年來的變革。以前，「好萊塢」只是美國電影工業的核心，但今日它已成為「全球化後的娛樂工業」。

依弗侯東之見，這陣子要一起上映的《水中的女人》(Lady in the Water) 跟《邁阿密風雲》，剛好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之初它們的作者 M. 奈特˙夏馬藍 (M. Night Shyamalan) 和麥可˙曼構成兩個極端，既極端迥異也擁有互補作用。九一一事件重挫美國、讓美國的民主呈現倒退，麥可˙曼卻早在此之前已經是位堅定的左派，夏馬藍則不斷地在他的作品中重新審視美國這個集體的建國神話。史蒂芬˙索德柏 (Steven Soderbergh)、西恩˙潘、克林˙伊斯威特 (Clint Eastwood)，更不要說史蒂芬˙史匹柏 (Steven Spielberg)，他們都對政治有更敏感的神經。弗侯東解釋：「那是因為美國電影工業面對兩大外在因素：第一是世界上其它地方，第二是電視。」全世界都注意九一一事件及事件後的美國，好萊塢電影工業必須用更強的行銷將世界上其它地方變成好萊塢產品的市場，因此影片本身也就必須更兼顧這個世界的複雜性。這導致某些紀錄片導演為了大銀幕拍攝更大的題材，取代之前只是為了螢光幕（並且也只由電視台投資）而拍的狀況。

史鐵番˙德羅姆 (Stéphane Delorme) 在接下來的文章〈論好萊塢作者〉(Sur les auteurs d’Hollywood) 講到二○○○年以來幾位「大導演」的下墜：布萊恩˙狄帕瑪 (Brian De Palma) 二○○○年的《火星任務》(Mission to Mars) 後選擇在巴黎過放逐的資產階級生活（第十六區），保羅˙韋赫芬 (Paul Verhoeven) 在二○○○年的《透明人》(Hollow Man) 後沒片可拍、返歸荷蘭，吳宇森在二○○○年的《不可能的任務二》(Mission : Impossible 2) 賣座後一蹶不振，並舉一連串由不知名的導演拍出來的破億喜劇片（《鐵男躲避球》(Dodgeball)、《全民情聖》(Hitch)、《婚禮終結者》(The Wedding Crashers)、《四十處男》(The 40 Year Old Virgin)）說明好萊塢探討人格的轉向。

剛好艾禾維˙歐布宏 (Hervé Aubron) 的〈鏡子影像：夏馬藍和曼〉(Mirrored Images : Shy and Mann) 討論夏馬藍和麥可˙曼，以及西黎˙內哈 (Cyril Neyrat) 針對比利時片《最弱者的理由》(La Raison du plus faible) 的一篇影評〈站到最後〉(Standing till the End) 這兩篇文章有英譯版本可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