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發放消費券，總預算高達八百二十九億。一定是因為你預期獲利將超過八百二十九億，所以你才敢丟出八百二十九億的成本。根據資本主義的邏輯，如果八百二十九億的成本可以創造出遠大於八百二十九億的獲利，請問：為什麼在「承平時代」不就作這種投資？如果這一次發放消費券真的能夠在不遠的未來達到經濟學家的預期目的，那國家機器為什麼不食髓知味，繼續再發放個五千億的消費券，好創造超過兩兆新台幣的獲利？如果發放消費券真的對國家是一本萬利的生意，何以，在這一波金融海嘯受創最嚴重的美國、歐盟，不發放消費券用以救經濟？
我不是經濟學家；或許我預期馬上會有人反駁我說這八百二十九億並非是拿來換取超過八百二十九億的獲利，而是換取 GDP 百分之零點六四的成長。不管怎麼樣，請永遠說服我們：拿出一大筆錢當散財童子，對國家財政的好處在哪兒？
所以，我個人的看法是：消費券不是在救經濟，是在救利維坦。整個消費券所打的算盤，就是民粹主義的政治手腕，用來轉移焦點──而且是一大堆焦點。
ㄆ、不知道為什麼，前人都會把營利事業所得稅、個人綜合所得稅、遺產稅訂得「太高」，後人都要把營利事業所得稅、個人綜合所得稅、遺產稅降低──甚至要廢除遺產稅。從地球的這一頭到那一頭，到處都有政客以降稅為政見。稅基的問題，算是被消費券掩蓋的問題之一。
舉某一家唱片行為例。一張 CD 本來售價是 369 元，因為降了營利事業所得稅，此唱片行意思一下，把該 CD 降價為 364 元。但是，過沒多久，馬上因為原物料價格上漲的原因，該 CD 又漲價為 379 元，而非 374 元。降營利事業所得稅，通常都沒有讓消費者賺到便宜，但都讓資產階級跟小資產階級多賺了一些。
這一次如果降營利事業所得稅、個人綜合所得稅、遺產稅的話，估計台灣財政一年損失超過一千兩百億的稅收。可是很奇怪，從來沒有經濟學家給出數字說降營利事業所得稅、個人綜合所得稅、遺產稅的話將能夠活絡經濟並創造出超過一千兩百億的稅收。如果資產階級會因為賺了營利事業所得稅降低之後的差價而在個人所得上面（賺到更多的個人所得）被徵收更多的個人綜合所得稅，我相信，沒有任何資產階級會贊成降稅的法案。可見，一定是因為降稅法案能夠讓資產階級在營利事業所得稅、個人綜合所得稅中都賺了一筆。小老百姓可能沒有多增加或減少很多個人綜合所得稅，但是資產階級卻狠狠地從中累積了一筆財富。
消費券看似和降稅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當一手交給你消費券的政黨跟一手主導降稅的政黨都同樣是國民黨時（民進黨看似不會反對降稅，他們在三二二總統大選之前就已經在開支票要降稅──除非現在是逢馬必反，變成民進黨反對降稅），我們真的要高高興興地拿著消費券到處消費但同時根本不願意建築起一個反對降稅法案（因為該降稅法案是在圖利財團）的輿論嗎？
ㄇ、消費券正在綜藝化所有的討論。
消費券本來就是天上掉下來的一筆財富。有人在本部落格討論區提到捐現金的事，這根本就是混淆視聽。今天，郭台銘他之所以是億萬富翁，是因為他賺錢有方，被他賺到的就是他的。就好像如果我有一筆稿費是兩百塊，如果我在本部落格抱怨說怎麼某某單位遲遲不發給我這兩百塊錢的稿費，但換來的是某某網友譏笑本人說連這兩百塊的小錢都要，當然，錯是在該網友（有人知道我在講什麼事件嗎？）。現金的部分是不能用民粹的意見壓力逼使某某人非得要捐出其所得。
消費券是突然被政府編列出一筆預算發出來的代幣，而且三千六百塊這個金額似乎相對地小。對很多人來說，拿到消費券這樣的代幣──或應該直接稱之為「拿到消費券這樣的從天上掉下來的代幣」，根本是有用到當然好、但沒用到也沒什麼關係。就像平白無故，沒有人會突然問你說：「剛拿到月薪，你要幹什麼？」但消費券創造出一個議題：「剛拿到消費券，你要幹什麼？」彷彿消費券不再是像月薪那樣是屬於你私生活的隱私，彷彿消費券變成是投資個人形象的籌碼。
所以，有規劃好的消費券消費計劃，這不稀奇。
但是，卻一定會有規劃好的名人的消費券消費計劃大檢驗；這才是另外一種新聞。
當消費券演變成一整套綜藝時，它的符號經濟產值，才會透過現象、生活經驗轉變成文化、歷史記憶，甚至，當然也會是民粹的意見壓力。符號經濟不是政治官僚設計出來的產品，它是當社會在消費消費券時所生產出來的附加價值。
當消費券將等於綜藝，消費券的幾個屬性：風險跟負債，也將被拋諸腦後。
ㄈ、斯拉否紀傑克 (Slavoj Žižek) 在十月十號的《世界報》一篇文章〈華爾街的階級鬥爭〉──其實大部分內容同英文文章 « Don't Just Do Something, Talk » 但有某幾段不同──最後一段講到的東西異常有意思，我在此援引他的觀點繼續討論消費券。
紀傑克認為美國七百億美元的疏困案是華爾街資產階級的勒索。他稍微扭轉了一下康德的說法；等一下我們再回到紀傑克，先來看康德怎麼說。
康德在〈什麼是啟蒙運動？〉這一篇文章講到，保守派的格言常是：「別想，服從就是！」但康德卻認為只有被啟發的人才會敢說：「盡你們所能的去想，想你們想要想的東西；唯，就是要服從！」(räsonniert, so viel ihr wollt, und worüber ihr wollt ; nur aber gehorcht !)
紀傑克其實是再重複他 2003 年某一篇論文已經用過的說法：紀傑克認為康德回應保守派「別想，服從就是！」的方式不是用「別服從，好好去想！」來回應，而是──根據紀傑克的語法──是用「服從它，但是要動腦筋想！」
紀傑克建議要用更激進、更巨大的方式好好地思考我們這個社會──我想，紀傑克所言的「我們這個社會」指的是西方世界社會，為什麼這個西方世界社會能夠容許疏困資產階級的「勒索」。
紀傑克式的想法：「服從它，但是要動腦筋想！」正好跟我對消費券的思考不謀而合。有人問說：為什麼不拒領消費券？
我請問：拒領消費券有何意義？難道是要像民進黨黨主
所謂的「服從它，但是要動腦筋想！」是因為民粹的意見壓力已經讓消費券法案箭在弦上，你費盡唇舌鼓動反對消費券法案都不會有效。
該思考的是：透過消費券的確能立即幫助到很多人的民生需求──即使我個人認為消費券將幫助不了國家經濟什麼大忙。因此，我個人將領取消費券，但我個人拒用消費券，我將把我的消費券捐出去給更需要的人。
該思考的是：消費券引導出新的倫理學思考：為什麼愈有名、愈有權跟愈有錢的人紛紛捐出消費券？這是另外一股民粹的意見壓力嗎？何以消費券的消費不再從屬於私生活的隱私？「消費」有被消費券解除其浪費、污染、過度、媚俗等等陋名嗎？
真正該思考的是：一個利維坦妄想要用消費券解救國家經濟，讓真正的其它該被嚴肅研擬的經濟方案退位、不再被消費者關心注意──現在消費者只在乎消費券的綜藝：諸如消費券消費計劃或名人的消費券消費計劃之表格列表──，在某種程度，是消費者我們自己放棄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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