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跟茱麗葉畢諾許會面,跟她談談她的工作、她所做的選擇,她如何經營她演員的生活,實在是由來已久以及依靠一些比較精確的條件。這漫長的道路,起始於一位跟著好幾種不同的導演一起工作的女演員,例如高達 (Jean-Luc Godard)、杜瓦雍 (Jacques Doillon)、鐵希內,也包含跟著李歐卡哈克斯一起經歷過驚人且艱困的創作歷險,包含了《壞痞子》(Mauvais Sang)、《新橋戀人》(Les Amants du Pont-Neuf);但特別是她走向別的區域,從最平凡、制式化的歐洲電影讚揚她開始,再到好萊塢也慶賀她,她卻從未放棄她一剛開始求發展的目標。常常,在一些並不怎麼振奮人心的影片中,她的現身就帶來火焰,一場地震,常常在很制式化的技術工作中,經由一些新的場面調度點子、經由一些遊戲,反而帶來一些比較不同的東西。這當然是因為她的才華,別懷疑,也當然是她美麗的容貌,想當然;但還有些別的東西……不過,是什麼?

一些比較精確的條件,由
茱麗葉畢諾許她自己堅持,這已經持續一年多了,因為她連續跟著侯孝賢、阿莫斯吉太 (Amos Gitai)、奧利維耶阿薩亞斯、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 (Abbas Kiarostami) 一起工作。每做一次選擇,都得具備充分的勇氣,因為每一個拍片計劃都很不一樣,能夠把當代電影的四位非常重要的藝術家經由如此方式連接起來,不管怎麼樣都像是一種公告,或更一般地像是宣言,至少在兩層意義上:給予作者正面的肯定,以及針對這幾樣超乎想像地非常不同的文化給予完全投入的心思。

這,曾經是之前的事,在真正跟茱麗葉
畢諾許會面之前的事。因為呢,她幾乎讓所有的事都跳了起來。既非摧毀,也非背棄,但有點像敷衍了事,用一種很愉快的力量以及常常已經逼近要毀滅一切──至少是愈來愈趨近危險,而且特別是把她自己逼成這樣。跟著這四位大導演工作,她又再加上好幾個名字,之間根本毫無共同性,例如她除了講電影之外,還又再加上戲劇的跟舞蹈的東西,以及她專門為我們《電影筆記》所畫的素描,再又用攝影用以回答這些人像作品。這才只是剛開始而已,好像堅硬地層層加碼,既挑剔又準備好隨時要打包起來。難道我們應該要在這邊說我們並非是要針對茱麗葉畢諾許作比較心理學的研究?其實還比較像是在蒐集關於一種「存有的方式」(manière d’être) 的線索,這種「存有的方式」能幫助我們瞭解她是怎麼運作,以及她怎麼樣在當代能夠跟其他的法國女演員分出高下、佔有一席之地,而且這等於也為我們《電影筆記》長久以來關注著演員再進行深思──演員就像是場面調度中的一塊永恆的陌生大陸,倔強地不屈服於任何一般的解說的大陸板塊,因為它(陌生大陸、大陸板塊)也只能再經由那些女演員、男演員的演出重新再發現了自己。

她(茱麗葉
畢諾許)談話,好像是她自己開了她那一條演員的路:就像汽車偏了方向,瞬間又急轉彎,她堅持著那些降臨到她身上的東西。她很會笑,笑得非常大聲,甚至笑得太過度,有的時候這種笑聲是表示大家一起來歡樂,有的時候又有點顫抖,喉嚨深處似乎有些緊張。必須也是要靠著談話她才能投入,承擔風險,因為有時也會失禮地確定某些事,以及無預警地要求一些事情。茱麗葉畢諾許完全不是什麼瘋瘋癲癲的人,她能夠照顧自己,還有其他跟她有關的人,策略性地作些選擇,必要的話也會上上妝,很細緻地準備一個角色。這是關於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更深層的事情。說起來是:一種尋找。含混不精確的東西並不會讓她感到害怕,我們瞭解到那種摸索的過程其實也是她玩弄的技術的一部分,也是她的一種實驗方式,能夠防止帶給她東西的那個人的目光:並非是跟她同台的演員,而是導演,也就是她跟電影工業的關係中最中心的角色,也是導演才直接地把她帶進電影工業發展她初步的事業。她是從作者論中出生的女演員,永遠都被作者論標誌住,包括升起多重形式的反叛,為了反抗那些太過自負的作者們的過度的權力,就像她也反抗那些製片機器,因為這些製片機器又過度地刪減作者們應該要有的特權。

她所談到的她跟很多位導演彼此之間的關係,其實就是在講對抗,強烈要求該被平等地對待;這並非是要要求一個自我的舒適,而是在尋找一個歷險。她所沒講到的,其實正可由喬治
(George Sand) 的一段文字來表現,因為這是由茱麗葉畢諾許她親自畫線,很明顯她讀過非常多次,因為這段文字就是在講經由演員們要怎樣進行創造(譯註:《電影筆記》右頁其實重印這一篇喬治桑的文章,綠色線的部分是畢諾許畫的)。除了以下這幾位既是演員又是導演的人之外──從卓別林 (Chaplin) 到莫瑞提 (Moretti),從威爾斯 (Welles)、大地 (Tati) 再到蒙太羅 (Monteiro),這路線其實罕見被採取,至少在電影圈是這樣。黑木 (Raimu)、米歇․西蒙 (Michel Simon)、布藍度 (Brando)、蓋斯曼 (Gassman),其他就不算多了……茱麗葉畢諾許她既沒講對但也沒講錯,她並非是以她自己當作標的,她也只是「從她自己的智慧拉起角色」(tirer son rôle de sa propre intelligence),如同喬治桑她所夢想的,經由一座烏托邦,而且比較不經由演員工作的要點或說明,就能夠勾勒出一個比較可能的界域。超越這個界域,茱麗葉畢諾許藉助柏格森 (Henri Bergson) 的一句話──她把它抄在一張紙上拿著──希望能加強這個很自由的夢想 (le rêve libert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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