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大學同事，也是寫過《德勒茲》（Deleuze, 1997）一書的法國重要哲學家阿藍˙巴底烏（Alain Badiou）在法國《世界報》冒出來的文章正好就是我本來要談的一件事。阿藍˙巴底烏說他有一個領養的兒子叫傑哈 (Gérard)（傑哈˙巴底烏），今年十六歲，是非洲裔。傑哈˙巴底烏在巴黎活得就是不像一位普普通通的傑哈˙巴底烏──傑哈˙巴底烏，Gérard Badiou，算是很法國味的姓名吧──，但是因為他有黝黑的皮膚，他的日常生活就開始痛苦。莫名奇妙就被警察撲上頂在牆邊，拗住手脕，銬上手銬，帶回警局拘留，未立即得到打電話的權利，從頭到尾都被警察用蔑稱 (tutoyer) 對待── « tutoyer » （動詞）在朋友間是熟稱，比較親近、沒有距離；但警察 tutoyer 嫌疑犯則是蔑稱嫌疑犯，不可不察。
警察的人格：
攤開來講，誰會當警察？誰會去警校唸書結業出來當警察？目前以高盧血統的（白人）法國人、且出身勞工階級的子女為主。為什麼要攤開來講？因為這本來就是事實，也因為出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子女根本不可能為了報效國家、為社會服務而選擇警職。後者一定繼續在商業、服務業或學術界工作，因為他們的出身早就已經瞧不起地位卑微的警職。對勞工階級出身的子女而言，警職是待遇穩定並立即免除失業壓力的一份還算不差的工作，只是訓練過程非常辛苦，消耗的體能相當大，也可能要冒丟失性命之險。一旦執行警職，身肩國家賦予之打擊犯罪重任，善惡對立立即完全二元，警察的心思形態（mentalité）將完全不能應付實際上更複雜的社會現實。
沒必要陷入「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爭論，任何已經在執行勤務的警察面對的都是：犯罪者幾乎全是以北非阿拉伯裔或中、西非的非洲裔（黑人）為主，純高盧血統的法國人大概都是零星各種不同的罪行。我，身為白人警察，站在「正義的一方」；你，身為阿拉伯裔或非洲裔，一定全都是「嫌疑犯」。在郊區（banlieues），警方跟這些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總是貓捉老鼠、你追我跑，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完全是集體無例外地敵視警方。問題就是，一位簡簡單單的傑哈˙巴底烏，或筆者的朋友傑侯姆 (Jérôme)，是否就因為他們黝黑的皮膚而必須比其他「正常人」要忍受更多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貓把他們當作是老鼠抓去警察局把玩好幾番，然後在查無證據時把到手的獵物放生，並要這些獵物慶幸自己還撿回一條狗命（或還有其它好幾條貓命等待下一次被蹂躪）但卻在司法上無錯誤、也不會給任何精神補償？聽著，雖然身為亞洲裔還不至於被警方如此歇斯底里地對待，但殘酷的現實、而且每位法國人都知道的是這些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從未被法國社會公平地對待過，種族歧視一直存在而且將會長壽一萬年。
全球化的棄兒：
德國社會學家烏利胥˙貝克（Ulrich Beck）在二○○五年法國大暴動發生時就迅速地指出：法國的暴動並非單純是貧窮的移民第二代發洩其不滿而已。他直指關鍵問題：「對那些被『全球化的好處』排擠掉的人來說，還會再發生什麼事？」烏利胥˙貝克不愧是國際級大師，他說經濟上的全球化早已泯滅國家跟國家之間的國界，一邊當然是工業化、景氣快飛的新中心；但是在新中心的旁邊，馬上就是毫無生產力的沙漠。非洲大陸是最好的象徵，不僅僅是因為在全球化之後，非洲大陸已萬劫不復；但是呢，我們也發現到在紐約、倫敦、巴黎、羅馬、柏林等地也有毫無生產力的沙漠。非洲大陸變成是「被排擠」的象徵。
烏利胥˙貝克繼續說：「很久以前，富有的人必須要仰賴貧窮的人才能讓自己有錢起來；現在呢，靠全球化有錢起來的暴發戶不再需要這些貧窮的人。」
所以，周星星我說：以前是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勞力，今天則是資產階級把無產階級放棄、排擠掉、丟在一邊，確定讓所有這些人活在貧民窟裡面，不再讓這些人能夠跑到他們的生活空間擾亂治安。這也就是歐洲將繼美國之後，內政問題必須將只剩下「治安」的問題，各政黨必須仰賴人民對治安不佳的「恐懼」來掌握政權。
當「被放棄」也必須篩選出條件時，以往可能是靠膚色被排擠，現在在職場根本就只靠姓名跟郵遞區號就在第一關被刷下來。誰被刷掉？當然優先是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筆者超喜歡烏利胥˙貝克的一句話：法國的暴動是「一群沒有用處的人的反抗暴動」──請注意「反抗暴動」一詞是 « révolte » ，因為有反抗才有的暴動，而不是 « résistance » ，因為 « résistance » 是針對外來的欺壓。若直翻成「暴動」又將缺少「反抗」之意，所以才會變成有點冗長的「反抗暴動」。
認同危機：
終於法國總統賈克˙席哈克（Jacques Chirac）在十四日禮拜一晚上的電視演說坦承暴動曝露法國的認同危機（crise d'identité）。沒有人喜歡這場大暴動，因為暴動摧毀一切，視共和國為敵，當然和「六八年五月」不能比。對台灣人而言，縱火燒汽車、燒垃圾桶可能第一次聽到──即使台灣內部常聽到縱火燒機車。但如果最近十年曾住在法國，聽到燒汽車、燒垃圾桶都不算是新鮮事。每年十二月三十一號夜晚的跨年夜，法國東部的史特拉斯堡都會有一些郊區的年輕人縱火燒汽車、燒垃圾桶，第二天一月一號自然會上電視新聞，這幾年來似乎已變成慣例，就是一月一號的電視新聞一定會有史特拉斯堡縱火燒汽車、燒垃圾桶的新聞。這一回，若仔細看一些記者訪問那些縱火的郊區年輕人，他們會跟你說看到他們做的事上了電視他們覺得很有成就感，這就是西班牙哲學家侯塞˙哈摩內達（Josep Ramoneda）所說的虛無主義：「搞破壞為存在」（détruire pour exister）。
所有人都批評法國模式的融合政策，昨天（十一月十六日）《蘋果日報》也登出一篇還算是不錯的分析的文章。正視認同危機，別再饒舌否認此事，也別再左派、右派互相攻訐，因為左派、右派都曾長期執政，遠因也都是這些左派、右派種下來的。不能否認，法國的社會主義、保護主義讓經濟停滯，讓企業不願聘僱新人，結果就是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以上不等。筆者持極端悲觀的看法，認為「○五年十、十一」這一燒就像是一場戰役，而我們都知道要洗刷對戰役的憤恨記憶很可能需要五十年兩個世代以上才有可能針對這一場戰役轉變成「indifférent」，「無所謂」的態度。社會學家、哲學家或政治學家提出的見解都非常地深入，但是讓人遺憾的是一般人沒有如此深入、複雜的想法，就像那些白人警察，一般人很可能都只是市井小民、中產階級、勞工階級，當他們自己的社經地位並非那麼傲人時，把少數民族當作是歧視、瞧不起的對象完全是心理學上存在的心思形態。要整個法國社會脫胎換骨，恐怕必須把全部的法國人都移到美國，然後把美國人置入進法國的土地，法國才會有些不一樣。縱使美國仍有不完美的地方，但筆者仍認為美國人的「我們都是移民的後代」心態還是比法國人強很多。
歐洲聯盟擴大版圖後，對於「外國人」的概念似乎將愈走愈窄。筆者一九九九年在巴黎辦居留證的時候，隊伍中都還會有一些東歐人也在排隊辦居留證。但是歐盟擴張後，雖然短時間內東歐人仍要辦居留證，但似乎只剩下不是白人的外國人在排隊辦居留證。逐漸地，歐洲國家都將加入申根空間，申根國家彼此之間不再檢查證件，也不需要居留證即可自由地遷徙。但是，不就只剩下阿拉伯裔、非洲裔跟亞洲裔的國民需要辦居留證嗎？換言之，最可憐的是阿拉伯裔、非洲裔跟亞洲裔的法國人，只因為他們血統的關係還將永遠被視為是外國人。一位巴黎十三區出身的越南裔法國人，即使法文是道地的巴黎腔，終將還是被視為是「中國人」(Chinois)。像秘魯前總統藤森，最近又鬧新聞，但永遠令人不解的是秘魯人用種族主義稱藤森是「中國人」(El Chino)，但我們不是都知道藤森是在秘魯出生的日本裔嗎？當西方世界始終只以西方世界的人作為他們自己人，那麼在法國、在美國以及在台灣始終把那些亞洲裔人士永遠視成是亞洲裔人士而不是法國人（國籍上）、美國人（國籍上）就不讓人意外。
移民政策：
極右派的「民族陣線」（Le Front national）主席尚─馬黎˙勒片（Jean-Marie Le Pen）只會在這個時候痛罵移民、少數民族。當群眾永遠只有十四歲時，認同尚─馬黎˙勒片的人絕對會增加。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之前，賈克˙席哈克玩弄「治安」的問題，電視上反反覆覆都是社會治安的新聞，激起一般人順勢把「安全」的問題歸咎於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年輕人，也因此才會讓傳統上支持左派的勞工階級投票投給極右派的尚─馬黎˙勒片。但極右派能做什麼？這些選民其實也不知道，只知道心裡有一股憤恨，要透過極右派的聲音來反映。
首先極右派只會批評移民政策，但再怎麼樣都已經不可能再玩納粹那一套，也就是說把所有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國民抓起來、集中起來，然後再送回非洲。也當然不可能再重開毒氣室，要把阿拉伯裔或非洲裔的國民全毒死。先不論這些極端的手法，光只要在公民之間再區分不同的族群，然後優先給純高盧血統的法國人各種優惠，都馬上會被歐洲聯盟制裁、懲罰。極右派完全是種族主義者的鴉片，或比較新奇的搖頭丸，因為只能喊爽，不會有任何建設。
移民政策的確需要再檢討，左派、右派都要認真看這件事，特別是左派總是以為法國胸襟寬大可以儘量幫助來自南邊非洲的經濟難民。移民政策自然會轉化成政治問題，「○五年十、十一」這一燒自然會在二○○七年四月總統大選時讓左派潰敗。二○○七年四月應該又會再發生一次共和國的雙週危機，因為應該會是民主右派的（現任內政部長）尼可拉˙薩柯奇（Nicolas Sarkozy）跟極右派的「民族陣線」主席尚─馬黎˙勒片對決第二輪。法國人的惡夢還真的從未結束過。
（原發表日期：二○○五年十一月十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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