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不僅活到現在，而且成為美國最著名的左翼週刊。它只有薄薄的幾十頁，物理重量很輕，但思想重量卻很龐大。對《國家》雜誌來說，他們永遠把理念放在商業前面。但他們為何能生存下來呢？
今年六月上旬，在紐約曼哈頓的一家書店中，我聽著台上《國家》雜誌的發行人，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教授 Victor Navasky 解釋這個問題。
從一九七八年進入《國家》做編輯，後來成為發行人的他說，《國家》不是一份新聞雜誌，更不是一份追求「客觀」中立的雜誌，而是一份關於理念的刊物，一份「意見的刊物」(journal of opinion)。這種刊物需要的是理性的論證與公共的辯論，是去解釋事件背後的意義。
這些雜誌因而是公共領域的喉舌。德國思想家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認為公共領域是一個公民可以集體審議公共議題的場域，在這裡意見可以自由流動，人們是憑藉理性的論辯來溝通。而雜誌正是他所謂歐洲資產階級公共領域興起的核心支柱。
問題是，在這樣一個媒體八卦化、空洞化、財團化、和商業化的時代，這些意見刊物的角色是什麼？這個時代還需要他們嗎？哈伯瑪斯曾經回答 V. Navasky說，「是的，因為他們可以建構一套理性論辯的標準」。
另一個他們可以生存了一百五十年的理由，是因為他們始終秉持抗議與反叛的精神。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湯普森對 (E.P. Thompson) 於英國的反核運動曾有這樣的期待：「我們必須抗議才能生存下去。抗議是市民自我防衛的唯一現實形式」。湯普森指的是他們必須產生一個對抗體制的邏輯，然後去贏得多數人的支持，最後給予統治者壓力去改變他們的政策。而《國家》雜誌的天職則是抗議所有的不正義、抗議對世界自然資源的破壞、抗議權力的濫用、抗議各種歧視與偏見；或者說代表一切弱勢者去抗議。正是這樣的不妥協，使得《國家》能獲得這個社會的信任，成為美國的良知。也因此每當他們岌岌可危時，讀者就會願意捐獻更多金錢，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更重要的是，雖然看起來這個湯普森式的抗議傳統和哈伯瑪斯主張的智識辯論，似乎角色互斥，但 V. Navasky 認為這並非二擇一的選擇。
因為「一個像《國家》這樣的雜誌可以啟發人們、可以動員，可以組織，但他最終不是一個運動。因為意見刊物有責任去面對不利於他們主張的事實，而非忽略他們，然後必須去說服他人---透過更好的論證。」因此這裡，意見刊物的原則與公共領域所要求的是一致的。
當然，傳統媒體所面對的新挑戰是網路媒體或是部落格，因為後者具有更大的即時性、互動性和草根性---任何人都可以是評論家。然而，V. Navarsky 仍相信，傳統平面媒體的生產過程具有更嚴格的檢證過程，而且像《國家》這樣的刊物一向自豪於他們有最好的作者，因此比網路媒介具有更高的正當性與權威性，更能「建構一套理性論辯的標準」。
但對我來說，他似乎低估了傳統媒體內部過程的種種問題。各種意見刊物不但大多數只是一元的主張，不同立場的刊物之間也很少有真正的公共論辯，而這些理性論辯的標準未必不能在網路媒體出現。我想，《國家》對這個世界的重要性最終還是在於他們能不斷提出抗議論述吧；這些文字、論述所承載的抗議火光，才能讓每個歷史時刻都可能成為「反叛的時代」。
周星星註：《國家》發行量為十一萬七千份，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尚-保羅•沙特 (Jean-Paul Sartre)、馬丁路德•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均曾為《國家》的專欄作家。演員保羅•紐曼 (Paul Newman) 是《國家》的重要持股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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