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景其實是有點指涉《甜姐兒》(Funny Face)，林熙蕾苗條的身影是奧黛麗․赫本 (Audrey Hepburn)，階梯是原來的羅浮宮，任達華的照相機也就是弗雷德․阿斯泰爾 (Fred Astaire) 的照相機。杜琪峰 (Johnnie TO) 故意採用偷拍的照片跟紀錄片式的影像風格，用以和原來的擺姿勢照出來的照片、特藝彩色 (Technicolor) 作些分別；但說實在話這也沒改變什麼，因為香港呈現出來的樣子倒是很像步特、蒙馬特 (Butte Montmartre) 的氛圍。（譯註：《甜姐兒》在巴黎取景，蒙馬特在巴黎市區北方。）
這部片真是會讓人感到好奇，它故意跟這座常常被呈現成是有點藍色色調的高科技城市背道而馳，尤其是當這些銀粒子的影像被放在一部優雅的動作片裡面，感覺起來又更怪了；該片劇本算是簡單，但非常多蜿蜒蜿蜒的歪曲（譯註：這兒似乎是指布景以及攝影機運動），讓杜琪峰放膽證明他的敘述的佈局（économie，意近整體風格）優先就是他自己的形式風格。《文雀》演出來的就是一長串的計謀跟卑鄙手段，每個人都違背自己的良心在利用別人，每個人也都會有脆弱的一刻，但之後卻又生龍活虎非常堅韌，並且從未長久維持住凜然的優勢。文雀 (« sparrow ») 指的當然是任達華，當地俚語用這種鳥類來影射扒手。林熙蕾則是一位又老、又有錢的香港富商的台灣籍妻子，其夫奪走她的護照跟她的自由，所以也正好就是她要去勾引那位扒手以及他的三位同黨，好偷到鑰匙打開保險箱取回她自己的護照。（譯註：作者安端․梯禾庸大概因為林熙蕾來自台灣就把她寫成台灣妻子，但在影片中，她的護照被呈現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到後面，這位富商才會出現，他的諸多詭計隱藏不住他的悲傷跟他自己的忠心。當然也該提到觀眾，僅僅是用一隻小鳥的眼睛，看這些角色們在熙熙攘攘的小巷中穿梭，再到高樓大廈的屋頂，攝影機用令人暈眩的速度拍攝手部動作，它（攝影機）又從窗戶飛了出去，或突然停在大廈的最高幾層樓定住不動；是同樣的這個魅力把人的情感和計謀圈套、高雅氣質跟低級談話、細膩跟蠢事全都封裝在一起了。
杜琪峰已經讓我們很熟悉他的「遊戲的非道德主義」跟「懸疑的影像」。比較新的地方，並非是他開始玩起浪漫喜劇的詼諧路線；而是，他走上「淒涼」(nostalgie)，走「過時」(désuétude) 路線──也就是很「瘋電影」(cinéphilie) 的玩法。他怎麼做呢？藉由一群扒手這些角色──既非常專業也愛好從事此行──，他們變成是用專業的手撫摸這座城市的審美者。這是否意謂，這類型的電影，能夠從香港的銀幕，及時地傳送到坎城、威尼斯跟柏林的銀幕上？這正是時興好用的一種解釋，但事實上我們永遠永遠無法真正地知道杜琪峰到底位在何處。如果他承認說，他的影片已愈來愈不吸引香港觀眾、但卻將就著吸引住國際觀眾的注意力的話，他的電影所呈現的謙遜卻跟各大影展的邀約很不搭調。沒有人是零缺點的，但奇怪，他卻沒拍爛過一部片，他能夠為每一部片給出一些東西，好讓其他人高興地發現到他仍然在他的路途上。杜琪峰因此是：沒辦法事先知道他是要穿收緊腰身的正式服裝，還是會穿深紅色的運動外套；以作者或製片的身分現身，還是角頭俗辣。電影，就是需要這種剛毅的男人，能勝任盡可能多的天真想法跟複雜手法，完全直率得透澈。
每一部他的影片，都試著要檢視跟群眾的關係為何，試著要描繪時間的柔軟度：如果香港的電影仍一直不斷地吸引我們關注，的確就是因為將最高順位給了敏感的 (sensibles) 跟形式的 (formelles) 經驗 (expériences)，他（杜琪峰）仍然將「描繪」(la description) 這件事當作一件挑戰。我們都還記得《放逐》中的一個鏡頭，被丟到天花板的易開罐把地板上的槍戰 (gunfights) 的速度呼吸出來；或手槍冒出來的白煙模糊了以往的困境的輪廓（《ＰＴＵ機動部隊》）；空空的空間卻斷斷續續地整個地過度飽和（《鎗火》、《鐵三角》）；警察跟黑道的冷淡無情的形象，可一下子倒向中學生式的友情橡膠裡面。
如果我們將《文雀》簡化成是在陳舊的石頭上搖晃走動的高跟鞋，那是因為在這兒，這一次的問題有點不太同。當這部片參加柏林影展正式競賽（譯註：就是 2008 年），杜琪峰在記者會上說，他的確就是想拍一部關於香港的影片：從他對這個城市的感覺開始出發，以及預先看看二○四六年完整歸還給中國之後的香港。是機會，還是威脅？是等待，還是緩刑？本片最後一個場景是整個都落在雨水中的淒涼，雖然是自《秋水伊人》(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 啟發而來，但也離蔡明亮的《不散》並不太遠──蔡明亮也是這樣結束他的影片（而這部片就是在講即將關門的一家電影院）。所以是雙重地向電影以及向城市致敬，《文雀》試著為那些只把香港當作是一個紀念品 (un souvenir) 的人建繪出這座城市的一張影像。回顧過去跟預先瞧瞧，這兩件事的同時性為本片搞出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la bizarrerie)，就好像是，介於好萊塢、法國片跟粵語片的一些回憶，跟預先比圍牆率先破敗的內部，都共享這個很奇怪的東西；博物館跟傾圮建物都共享這個很奇怪的東西。從現在到二○四六年，香港有段暫時休息的片刻：二○四六這個完全歸還的最後期限，已製造不少已經暫停住的影像、不確定的對峙、道德的失重狀態。杜琪峰因此嘗試要讓影像它自己站起來：《文雀》脆弱的垂直感，就是這高貴意圖的第一個影像，其已經不能只希望當地的人注意到它為滿足。（譯註：作者此意是說杜琪峰意圖全世界的觀眾都來注意香港的命運。）
《電影筆記》第 635 期（2008 年 6 月號），第 40-41 頁。
翻譯：周星星
這部片真是會讓人感到好奇，它故意跟這座常常被呈現成是有點藍色色調的高科技城市背道而馳，尤其是當這些銀粒子的影像被放在一部優雅的動作片裡面，感覺起來又更怪了；該片劇本算是簡單，但非常多蜿蜒蜿蜒的歪曲（譯註：這兒似乎是指布景以及攝影機運動），讓杜琪峰放膽證明他的敘述的佈局（économie，意近整體風格）優先就是他自己的形式風格。《文雀》演出來的就是一長串的計謀跟卑鄙手段，每個人都違背自己的良心在利用別人，每個人也都會有脆弱的一刻，但之後卻又生龍活虎非常堅韌，並且從未長久維持住凜然的優勢。文雀 (« sparrow ») 指的當然是任達華，當地俚語用這種鳥類來影射扒手。林熙蕾則是一位又老、又有錢的香港富商的台灣籍妻子，其夫奪走她的護照跟她的自由，所以也正好就是她要去勾引那位扒手以及他的三位同黨，好偷到鑰匙打開保險箱取回她自己的護照。（譯註：作者安端․梯禾庸大概因為林熙蕾來自台灣就把她寫成台灣妻子，但在影片中，她的護照被呈現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到後面，這位富商才會出現，他的諸多詭計隱藏不住他的悲傷跟他自己的忠心。當然也該提到觀眾，僅僅是用一隻小鳥的眼睛，看這些角色們在熙熙攘攘的小巷中穿梭，再到高樓大廈的屋頂，攝影機用令人暈眩的速度拍攝手部動作，它（攝影機）又從窗戶飛了出去，或突然停在大廈的最高幾層樓定住不動；是同樣的這個魅力把人的情感和計謀圈套、高雅氣質跟低級談話、細膩跟蠢事全都封裝在一起了。
杜琪峰已經讓我們很熟悉他的「遊戲的非道德主義」跟「懸疑的影像」。比較新的地方，並非是他開始玩起浪漫喜劇的詼諧路線；而是，他走上「淒涼」(nostalgie)，走「過時」(désuétude) 路線──也就是很「瘋電影」(cinéphilie) 的玩法。他怎麼做呢？藉由一群扒手這些角色──既非常專業也愛好從事此行──，他們變成是用專業的手撫摸這座城市的審美者。這是否意謂，這類型的電影，能夠從香港的銀幕，及時地傳送到坎城、威尼斯跟柏林的銀幕上？這正是時興好用的一種解釋，但事實上我們永遠永遠無法真正地知道杜琪峰到底位在何處。如果他承認說，他的影片已愈來愈不吸引香港觀眾、但卻將就著吸引住國際觀眾的注意力的話，他的電影所呈現的謙遜卻跟各大影展的邀約很不搭調。沒有人是零缺點的，但奇怪，他卻沒拍爛過一部片，他能夠為每一部片給出一些東西，好讓其他人高興地發現到他仍然在他的路途上。杜琪峰因此是：沒辦法事先知道他是要穿收緊腰身的正式服裝，還是會穿深紅色的運動外套；以作者或製片的身分現身，還是角頭俗辣。電影，就是需要這種剛毅的男人，能勝任盡可能多的天真想法跟複雜手法，完全直率得透澈。
每一部他的影片，都試著要檢視跟群眾的關係為何，試著要描繪時間的柔軟度：如果香港的電影仍一直不斷地吸引我們關注，的確就是因為將最高順位給了敏感的 (sensibles) 跟形式的 (formelles) 經驗 (expériences)，他（杜琪峰）仍然將「描繪」(la description) 這件事當作一件挑戰。我們都還記得《放逐》中的一個鏡頭，被丟到天花板的易開罐把地板上的槍戰 (gunfights) 的速度呼吸出來；或手槍冒出來的白煙模糊了以往的困境的輪廓（《ＰＴＵ機動部隊》）；空空的空間卻斷斷續續地整個地過度飽和（《鎗火》、《鐵三角》）；警察跟黑道的冷淡無情的形象，可一下子倒向中學生式的友情橡膠裡面。
如果我們將《文雀》簡化成是在陳舊的石頭上搖晃走動的高跟鞋，那是因為在這兒，這一次的問題有點不太同。當這部片參加柏林影展正式競賽（譯註：就是 2008 年），杜琪峰在記者會上說，他的確就是想拍一部關於香港的影片：從他對這個城市的感覺開始出發，以及預先看看二○四六年完整歸還給中國之後的香港。是機會，還是威脅？是等待，還是緩刑？本片最後一個場景是整個都落在雨水中的淒涼，雖然是自《秋水伊人》(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 啟發而來，但也離蔡明亮的《不散》並不太遠──蔡明亮也是這樣結束他的影片（而這部片就是在講即將關門的一家電影院）。所以是雙重地向電影以及向城市致敬，《文雀》試著為那些只把香港當作是一個紀念品 (un souvenir) 的人建繪出這座城市的一張影像。回顧過去跟預先瞧瞧，這兩件事的同時性為本片搞出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la bizarrerie)，就好像是，介於好萊塢、法國片跟粵語片的一些回憶，跟預先比圍牆率先破敗的內部，都共享這個很奇怪的東西；博物館跟傾圮建物都共享這個很奇怪的東西。從現在到二○四六年，香港有段暫時休息的片刻：二○四六這個完全歸還的最後期限，已製造不少已經暫停住的影像、不確定的對峙、道德的失重狀態。杜琪峰因此嘗試要讓影像它自己站起來：《文雀》脆弱的垂直感，就是這高貴意圖的第一個影像，其已經不能只希望當地的人注意到它為滿足。（譯註：作者此意是說杜琪峰意圖全世界的觀眾都來注意香港的命運。）
《電影筆記》第 635 期（2008 年 6 月號），第 40-41 頁。
翻譯：周星星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