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籍的南鐵 (Nanterre) 大學社會學系學生丹尼爾孔本迪,一九六八年的時候,他二十三歲04.04.1945 - 。當時,他正狂熱地投入兩個學生運動:反越戰,以及鼓吹性解放。目前擔任歐洲議會中的各國綠黨議員次級聯盟主席之一的丹尼爾孔本迪,一點都不懷念「六八年五月」那段時光;他現在在意的是:言論自由。

如果有機會在電視上看到丹尼爾
孔本迪侃侃而談的畫面,你會知道,他其實是一位挺有趣、近乎爆笑的人。這人能同時遊走德國跟法國,還真是奇蹟:他的歐洲議會議員資格是在德國選出來的,但是他同時也是法國綠黨的大老級人物,只要法國綠黨各巨頭必須要排排站、開個會,幾乎都可以看得到他的身影。也因為他法德都能走透透,所以他也幾乎是法德合資的「藝文台」(Arte) 最愛的座上嘉賓:法德友誼 (l'amitié franco-allemande),他就是最佳大使。

《電視全覽》針對他的專訪,很多內容不落俗套──並非一味地神聖化
「六八年五月」事件,因此讓本人摘譯幾句。



《電視全覽》
:尼可拉薩柯奇 (Nicolas Sarkozy) 說要「擺脫/清除」(liquider) 「六八年五月」,您回答說:「忘掉『六八年五月』!」為什麼?

孔本迪
:因為無休無止地談論「六八年五月」,常常就是避開談論當今問題的一種方式。法國花了兩世紀的時間,才擺脫掉關於「法國大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大恐怖時期」(la Terreur) 的辯論,所以我根本不希望大家也對「六八年」要搞這麼久!薩柯奇當然瞭解到他能夠從中獲取一些政治利益:把「反六八」的水泥再炒熱起來,也就是要把在當時感到相當害怕的人士(傳統老派的天主教教徒、極右派、歷史上的戴高樂派 [ 或死忠追隨戴高樂的支持者 ] )重新再加熱,這樣能讓他再打贏反左派的仗。他其實應該將「六八年」搞搞笑,或者再批評「六八年」的諸多矛盾──例如在當時,我們起身是要爭取自由,但同時我們也在捍衛中國人搞他們的文化大革命!──……他沒這麼做,反而指控我們厚顏無恥,但在當時我們什麼都是,但就是不厚顏無恥。……(譯註:『大恐怖時期』是伴隨法國大革命之後,雅各賓黨針對舊王權份子一一砍頭的一段時期。)

《電視全覽》
:對您來講,是否需要這四十年的間隔,您才能確定「六八年」是已經到盡頭了?

孔本迪
:我一直都覺得「六八年」已經完了呀,更早之前,我甚至還下了決定要在這四十週年的時候沈默不語……直到薩柯奇他故意講出來的挑釁的話!四十年之後,所有的人老早就已經明白時代已經改變了。六八年的時候,你如果談同性戀,四分之三的法國人馬上就要昏倒!今天當你講述以前的故事,說一九六五年的時候一位太太如果要去銀行開戶的話,必須要先徵得她先生的同意書,人家會以為你在講「舊政權」(Ancien Régime) 的事哩!……(譯註:『舊政權』是指法國大革命之前的帝國政體,《凡爾賽拜金女》的故事正是在『舊政權』之時、『大恐怖時期』之前。)

《電視全覽》
「六八年五月」事件算是一種跟「世代」相關的事件嗎?

孔本迪
:很多人常指責我這種「世代」的解釋,他們的動機其實是要說這種「世代」的解釋阻礙了社會階級的解釋。但是,就算是在工人以及農民之間,也都是最年輕的一輩開始發動罷工。成年人,在一九六八年當時他們控制著社會,到處都常碰到是年輕的一代跟他們說:「戰爭已經結束。我們要的是另外一種社會。」政治上來說,六八年華沙年輕人的反抗運動,是跟法國的、德國的青年反抗運動一點關係都沒有。(在華沙)我們是位處在共產主義國家裡面,這個運動其實是被一齣被當局禁掉的舞台劇所引發,所以他們要求的是言論自由,跟要能夠開設爵士樂俱樂部。但是這種為了對抗在波蘭已經凍結不動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反專制主義」(anti-autoritarisme) 是能夠在我們這兒找到相應的東西,雖然我們這邊其實是想丟掉把拔(爸爸)們的爵士樂,另外擁抱吉米亨醉克斯 (Jimi Hendrix) 的搖滾樂……從結構上來看,這其實是同一種運動,全球到處都有。

《電視全覽》
:所以您看「六八年」是一種存在上的反抗 (une révolte existentielle),是吧!

孔本迪
:答對了!大多數參與抗議的人,其實是想針對他們自己的人生掌握有控制權,不管這事是發生在工廠、在大學校園,還是在私人生活上甚至是性生活上……想要解放跟想要自由的渴望 (désir),帶動這整個運動,但卻毫無任何政治上的概念足以將之翻譯出來……(但)我們的行動綱領卻是很超現實主義的、很詩意的:「請現實點,請求不可能」(Soyez réalistes, demandez l'impossible)「資產階級僅只有一種愉悅,那就是摧毀所有資產階級人士!」(La bourgeoisie n'a qu'un plaisir, c’est de les détruire tous !)

《電視全覽》
:但是,這些口號,卻不斷地被當作是政治目標而被談論,這您要怎麼解釋?

孔本迪
:看到這些句子被一字不差地重拾拿來用,感覺讓人很困惑。我們忘記說「禁止有禁令」(il est interdit d'interdire) 其實是一種會反噬的公式,它也就是意謂禁止再禁止有禁令!看看今天在初中跟在郊區到處可見的無禮舉止,我看非得要完全被困在腦袋瓜裡面才會認為這些現象是來自六八年的一句口號:「禁止有禁令」(il est interdit d'interdire) ……(譯註:『禁止有禁令』是『六八年五月』事件中最有名的一句口號)

《電視全覽》
:右派會攻擊「六八年五月」,但,終究還是很少有左派人士想要承擔「六八年五月」的遺產……

孔本迪
:的確,除了我之外,剩下還會想追討「六八年五月」遺產的人,就是極左派。但他們是想把「六八年五月」「弄成功」(réussir),意思是說要把我們沒有完成到底的革命,他們想把它完成。但,這根本沒搞懂當時發生的事,因為,除了某幾個已經非常政治化的團體,根本沒有人想要去奪下權力。當時根本是另外一回事。對我來說,所有「六八年五月」的象徵全集中在一句話:「我們全都是德國尤太人。」(Nous sommes tous des Juifs allemands.) 為了抗議當局把我驅逐出境(出法國),這句口號幾乎是自動自發同時地在很多抗議場合中被大聲唸出。超越我個人,這也算是一種能同時清除掉對法國還存有那種還很反抗戰 (une France résistante) 的一種迷思以及(也能清除掉)對德國人的怨恨的方式。戰後二十三年,法國能吶喊出這種口號,這可真是非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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