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布紐爾 (Luis Buñuel) 翻譯沒什麼特別原因，大抵可能因為最近大陸又出了一部布紐爾墨西哥時期作品《河流與死亡》(El Río y la muerte)，剛好如廁時拿起巴贊 (André Bazin) 一本由楚浮 (François Truffaut) 幫忙編輯的《殘酷的電影—從布紐爾到希區考克》(The Cinema of Cruelty : from Buñuel to Hitchcock)，書中摘選了巴贊對於幾位導演的文集，包括史卓漢 (Erich von Stroheim)、德萊葉 (Carl Theodor Dreyer)、史特吉斯 (Preston Sturges)、黑澤明、布紐爾以及希區考克。
這些文章當然都精彩極了，其中由安德黑․巴贊 (André Bazin)、賈克․多尼歐-華寇茲 (Jacques Doniol-Valcroze) 訪談布紐爾是我一直期待看到的，雖然手邊有法文版，而我跟周星星上了幾堂法文課，但法文仍舊跟我很陌生。當然再回到英文，發現它也依舊跟我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
此書於 1975 年在法國以 Le Cinéma de la cruauté 之名發行，再於 1982 年於美國的 Seaver Books 發行英文版，譯者為 Sabine d'Estrée。由於這本英文本可能已經絕版，所以偷偷翻譯一篇應該沒關係吧。（沒關係吧？）還有，標題「與布紐爾聊聊」是我自己加的……
這篇訪談進行於 1954 年的坎城影展。當時布紐爾距離拍出他在墨西哥時期最好幾部作品如《犯罪生涯》(Ensayo de un crimen)、《魂斷花園中》(La Mort en ce jardin) 以及《拿撒冷》(Nazarín) 等作品還有一兩年的時間，不過他倒也已經帶給我們相當精采的《被遺忘的人》(Los Olvidados)、《蘇珊納》(Susana)、《奇異的激情》(El)、《街車幻象之旅》(La Ilusión viaja en tranvía) 等，尤其，他還有那兩部屹立不搖的、作為日後作品母體的《安達魯之犬》(Un chien Andalou) 跟《黃金時代》(L'Âge d'or) 呀。
與布紐爾聊聊──《電影筆記》巴贊與多尼歐-華寇茲訪問布紐爾（Interview with Luis Buñuel by André Bazin and Jacques Doniol-Valcroze）
巴贊的前言加上訪談內容如下：
我們碰見了布紐爾，我們與他通信很久，最後總算在坎城 (Cannes) 影展見到了。在影展期間，當地的一些報紙頑固地談論他的「殘酷面具」以及孜孜不倦地重複說他最喜愛的詞是形容詞的「殘暴的」(ferocious)。對於真相沒有更進一步的了。能屈能伸地，布紐爾像是突然因競技場光芒失明的懷舊公牛。他輕微的耳聾增加了他偷走的無盡孤獨的印象。一個細小的柵欄藏匿了這個人，溫和的、平靜的、纖弱的、緘默的，以及本質上不會有最細微的妥協或一絲虛偽。以下的訪談是一個絕佳的畫像。有兩件事可以定義他，盡可能地像這位神秘、害羞與謙虛的西班牙人能被定義的那樣。一是昆蟲學家聰慧的注視 (bright gaze)，另外，套一句他在訪談中關係到魯賓遜與星期五的陳述：「彼此以有自尊的個體重新發現」。
巴贊：親愛的路易斯․布紐爾，法國讀者在《黃金時代》與《無糧之地》(Las Hurdes) 之後就失去了您的蹤跡，卻要到 1951 年一部墨西哥電影中才又重新發現您。可否請您簡短地跟他們講講一些關於您一九三○年代以來的事業？
布紐爾：1930 年，在《黃金時代》之後，我去到了好萊塢。受雇於米高梅。
巴贊：因為《黃金時代》的關係？
布紐爾：是的，米高梅在巴黎一看完這部片就簽下 Lia Lys（本片的女主角），同時也要我簽約去好萊塢，但我拒絕了。在我心中，對那樣條件下拍片不感興趣。在巴黎，我拿著朋友給我的資金自由地拍攝我想拍的電影。後來，米高梅雇我去當個「觀察者」(observer)。要我花六個月去觀察影片怎麼拍成，從編劇到剪接。
在好萊塢我又遇到克勞德․歐當-拉哈 (Claude Autant-Lara)（註1）……我可以坦白說嗎？
（註1）法國一九三○～五○年代著名導演，以華麗大成本電影著稱。也常改編文學作品。但其保守、恐龍式的拍片習慣受到五○年代作者論評論家們的批評，聲勢一落千丈。著名作品有《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 1954)、《肉體惡魔》(Le Diable au corps, 1947) 等。
巴贊：當然，這就是我們來的目的。
布紐爾：啊，真是自動書寫呀！（註2）反正當時我遇到被雇來作法文配音的歐當-拉哈。第一天，總監 (supervisor) 看了看我的合約說：「這可真是個怪合約……但，你想從哪裡開始？攝影棚、劇本還是剪接？」我選擇了攝影棚。於是他跟我說：「嘉寶 (Greta Garbo) 在 28 號棚拍片，你要去那邊觀察個把月嗎？」當我進去嘉寶正在化妝，她用斜眼看看我，心想這怪傢伙是哪來的，用我無法理解的語言說了些話（那是英文—在當時我的字彙只停留在「早安」），於是她向一個男的打了手勢把我攆了出去。此後我就每週六下午去拿我的支票，也沒有人再注意到我了。
像這樣三個月後，我再去見總監，他要我去看 Lili Damita 的試鏡（你們還記得她嗎？）。「你是西班牙人嗎？」他問我，我說：「是的，但我在這裡是法國人因為我是在巴黎被雇用的。」「隨便啦，」他說「Thalberg 先生要你去看一部由 Lili Damita 主演的西班牙電影，我回答「告訴 Thalberg 先生（他當時是米高梅的頭頭）」……我可以說我當時用的詞嗎？
（註2）熟悉超現實主義的讀者一定相當瞭解這句話的含意，我……不累述了。
多尼歐-華寇茲：當然。
布紐爾：我告訴他比起聽妓女講話我還有更棒的活要幹。就這樣，一個月後在合約到期前兩個月我毀約了。我回法國去，他們支付了我的旅費跟一個月（而非兩個月）的薪水。這就是我在好萊塢做的事情了。
巴贊：1931 年初您人在法國？
布紐爾：是的，確切來說是 1931 年四月，西班牙共和時期初始期。我在巴黎待了兩天，然後借了點錢從巴黎搭計程車回馬德里。一台車從巴黎到伊倫 (Irún)，另一台從伊倫到馬德里。在我讀到 Maurice Legendre（他後來成為馬德里法國協會執政官）寫的一些關於某些落後人民團體的事蹟後回到了巴黎。那是一份博士論文，將這種生活方式研究得相當完整、細膩。這本書震撼了我並給了我拍片的點子。我的一個朋友（名叫 Acín 的西班牙工人）跟我說：「如果我贏了樂透我就幫你出錢拍電影」。三個月後他贏了樂透，他是個建築師，他的建築師伙伴們希望他把錢分給大家，但他遵守承諾給了我兩萬塊。它不是什麼大錢，但卻已經足夠支付我、Pierre Unick 跟 Elie Lotar 到那裡去了。
巴贊：我想最開始《無糧之地》是西班牙政府因為社教用途指派的任務。
布紐爾：才不是，剛好相反。這片被西班牙共和政府以對西班牙不忠與貶抑給禁演了。政府官員暴怒並且指示各大使館不准讓這部片在國外放映，因為它侮辱了西班牙。直到 1937 年，西班牙內戰中期才得以在法國上映。
巴贊：旁白是誰做的？
布紐爾：Pierre Unick。我跟他一起寫的。
巴贊：配樂是誰的想法？
布紐爾：我的。我對於影片中的配樂有特別的想法。（註3）
（註3）關於這部紀錄片我的印象久遠了。但當初記得我相當討厭片中的配樂，感覺他僅僅將布拉姆斯 (Brahms) 的第四號交響曲廉價地、無節制地使用。布紐爾對布拉姆斯的使用，令我印象真的深刻的是在《自由的幻影》(Le Fantôme de la liberté) 那段狂想曲的使用。不過他在《黃金時代》對音樂乃至於聲音的使用上確實有獨到之處。可為何《無糧之地》會給我這麼不好的印象？難道因為我太愛這首曲子而不願意在美妙（但沈重）的音符中看到死亡的鹿從山崖上墜落？
多尼歐-華寇茲：葛雷米庸 (Grémillon)（註4）或多或少有參與點嗎？
布紐爾：沒有，我只有在四年後在西班牙碰過他一次，當時我請他來當導演，那時候我是個製片人。由於他很愛西班牙，所以來只要求很少的酬金。
（註4）法國一九三○年代著名導演。可惜我一部片都還沒機會看過。無法簡介。據判應該也是詩意寫實主義的一員吧。
巴贊：有些場面被電檢局剪掉了，特別是鬥雞的場面。
布紐爾：是呀。當電影在法國上映（我相信是在 1937 年），Savoyard 報紙大力抗議。他們聲稱格勒諾伯（Grenoble，法國地名）的觀光客都被嚇壞了，因為影片片頭就指出在歐洲某些地方，如捷克斯洛伐克、法國薩伏伊（French Savoy，法國南部一地區名，曾為一獨立公國）以及西班牙，都有些不曾接觸過文明洗禮的人。薩伏伊人民奮力地抗議。是 Picabia 女士跟我說在薩伏伊有個村莊跟 Las Hurdes（即《無糧之地》所揭示的地點）很像，一年內有六個月被雪掩埋著，在那裡麵包幾乎是沒人知道的東西，而許多人是長年挨餓。
巴贊：從您的靈光看來，像《無糧之地》這樣的電影跟您先前作品間的關連為何？您如何看待超現實主義與紀錄片之間的關係？（註5）
布紐爾：我看見很大的關連。（註6）我拍《無糧之地》是因為我有超現實主義者的目光，也因為我對人的問題很感興趣。我用較超現實主義之前不大相同的方式看待現實。我很確信這點，而 Pierre Unick 也一樣。
（註5）這句很奇怪。英文版加了一句「By your lights,…」，實在有點難將這個「lights」翻譯出來。上回我匆促間用了「視角」，但感覺頗不恰當。這回改用「靈光」。可問題是，法文版卻完全沒有這個「by your lights」。後來網友給我的意見是，此句話應該就是 in your opinion 之意，不過我這麼回應的：當我看到那句「by your lights」時，我感覺英譯者剛好將下面那句「I see a distinct...」（即註6提到的）串連上。所以我才硬要把「光」給翻出來，不過，好像也沒有特別有趣……
（註6）這句根據法文翻譯，布紐爾說「Je vois une grande relation」，但英文版是譯成「I see a distinct connection.」，好像有點畫蛇添足。
巴贊：您說 1934 年您在西班牙當製片，也就是在《無糧之地》後您呆在西班牙搞電影嗎？
布紐爾：拍完《無糧之地》後我在巴黎工作。我再也不想拍電影了。多虧家人的資助我得以過活，不過我卻對這種遊手好閒的日子感到有點丟臉。我在巴黎的派拉蒙做了兩年的配音，然後被華納派去西班牙處理他們的一些合資計畫。結果我又是做些配音工作。
後來我認識了個朋友 Urgoiti，作為他的製片人，我又開始搞電影了。我弄了四部無趣的電影（我記不得片名了）。
後來西班牙內戰爆發了，我以為世界末日到了，該是時候思考做些比拍電影還要有建設性的事情。於是我加入巴黎的共和政府的服務行列，1938 年他們派我到好萊塢去執行一個「外交任務」──作為兩部關於西班牙共和國影片的技術監督。當戰爭結束時我人就在好萊塢。
我發現我完全是獨立一個人在美國，且沒了工作。感謝有 Iris Barry 小姐，我得以在現代藝術博物館 (Museum of Modern Art) 內工作。我想我們在那裡可以搞些名堂出來，結果我只做些官僚的工作。我手下有十五到二十個員工掌管拉丁美洲的翻譯工作。我三不五時因為被發現是《黃金時代》的作者而被要求簽名。Barry 小姐還是含著淚水接受我的簽名的呢。
當時適逢土倫之日（註7），整個氣氛很緊張。記者跑來找我而我拒絕所有的訪談者。我發現在這個時間點上，布紐爾先生在不在博物館內都無所謂了。我覺得很難過。
我沒什麼存款，所以接下來的日子更加殘酷了。
後來美國工程師聯盟 (American Corps of Engineers) 雇我當美國軍教片的播音員 (announcer)。我在十幾部片子裡將我「美麗的聲音」用在焊接、爆破或飛機的部分，簡言之，就是給當時一些特效電影用的。
（註7）「the day of Toulon」，英文版註釋：在 1942 年 11 月 8 日，法軍很快地撤退，以確保不會淪入英軍中。在法文版中是「le jour de Mers el-Kebir」。基本上我不大瞭解這段歷史，所以可能錯翻，請瞭解當時背景的朋友不吝提出建議。關於這段歷史，當初刊登在部落格上的時候，也有網友熱情的回應，我以下將那些回應羅列於下：
網友阿泰：「土倫眾所皆知是法國重要的軍港。二戰時德軍想要入侵當時的土倫奪取軍艦，法軍評估不敵，將艦艇炸毀不讓德軍得逞，並跟當時前來支援的英軍撤退，所以算是一段不光彩的歷史。故戰爭史學家將法國這段暫時淪陷的史實，稱為法國戰役。
而英國跟法國之間當時最重要的嫌隙，簡單講，就是英國懷疑法國方面不想履行炸毀自己船艦免遭德軍佔用的承諾。所以在當時法軍既沒有持續作戰，也沒有將船艦轉由英美控管的情況下，經過最後通牒的警告，英軍主動發動炸毀法國船艦的行動。行動成功，但是法軍傷亡一千多人。這起事件發生在法國位於阿爾及利亞的 Mers-el-Kébir。」
然後另一位網友補充：
網友 Cinema：「1940 年法國淪陷，納粹德國占領了法國北部，並在法國南部培植貝當為首的維其政權，戴高樂退到英倫，指揮法國地下反抗軍。
當時德軍和維其政權代表簽訂協定，法國南方軍港土倫的各級戰艦，必須在維其的控制下，卸武並停靠法國港口。另一邊聯軍的英方，擔心法鑑最終淪為希特勒的武器，於是在 1942 年 11 月 8 日入侵北非，在羅斯福和邱吉爾的支持下，與維其政權的達蘭上將達成秘密契約，法鑑歸達蘭掌控，但必須加入英美聯軍陣線。
消息被希特勒獲知，於是發動占領維其政權的行動 (Case Anton)。11 月 19 日德軍下令奪取法艦。法反抗軍採用鑿沉軍艦手法，最後除了極少數逃往阿爾及利亞，其他全毀。大火燃燒數天，海岸為之汙染。維其政權最終失去了權力標誌，以及與納粹德國之間的信任。
至於文中提到的「le jour de Mers el-Kebir」，應該是指 1940 年 7 月 3 日，英國奪下阿爾及利亞的港口 Mers el-Kebir，那天英方破壞了許多停靠在那裡的法鑑，理由也是基於深怕法鑑為敵人所搶。因而對於後來上述的德軍與維其之間簽下的協定非常擔心。
以上資料來源請參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uttling_of_the_French_fleet_in_Toulon
後來網友阿泰又補充：
網友阿泰：「補上這條，就是我說的 1940 年 Mers-el-Kébir 事件：
http://en.wikipedia.org/wiki/Attack_on_Mers-el-K%C3%A9bir
加上網友 cinema 說的 1942 年的土倫事件那條，就是兩國恩怨的前後了。法國會對英國不滿、不信任，起自 1940 年的船艦轟炸所造成的損失與傷亡。因為當時布紐爾是代表法國方面前往美國工作（眾所皆知大部分西班牙的超寫實主義者都在巴黎活動），會讓布紐爾感到氣氛緊張的，應該也是起源自這場戰役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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