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請各位先原諒筆者也再度針對這中正紀念堂的時事發表一些個人的看法，只因為我希望我個人的淺見能讓各位更有效地看中正紀念堂這個問題。
首先，去年一整年民進黨政府刻意針對中正紀念堂搞出一堆莫名其妙的花招，著實令人厭煩。先是時任行政院長的蘇貞昌先生故意講說中正紀念堂的圍牆不能讓民眾更加親近中正紀念堂，所以他有意想把中正紀念堂的圍牆打掉。但是大概只有笨蛋才會不知「項莊武劍，意在沛公」的道理：嘴巴講說是中正紀念堂的圍牆讓民眾不太能夠親近中正紀念堂，實際上就是要激起民進黨的支持者更偏激地往以下這方向走過去：「中正紀念堂的圍牆不能讓民眾更加親近中正紀念堂」—→「中正紀念堂的圍牆根本就很醜」—→「中正紀念堂的圍牆是威權的象徵」—→「不打掉中正紀念堂的圍牆就是不愛台灣」。
到了去年的下半年，民進黨政府再刻意更改中正紀念堂的名稱為台灣民主紀念館，把「大中至正」的字樣換成是「自由廣場」。如果，這件事是從陳水扁先生在二○○○年五月一就任總統之後就已經開始有這個構想，中間也不考慮他二○○四年三月怎樣逆轉勝又再連任一次，所以等於是說如果這件事根本是在他任內的七年多之間已經參酌過多次公民辯論的意見，那麼，這整件事絕對不會演變成像今天這樣：必殺傷。
民進黨政府的動作，等於是安置了一個捕獸夾。當那個捕獸夾的的確確就是躺在那兒，怎可能會在刻意或不刻意地狀況下觸碰到它卻不被它殺傷呢？
所以，當剛當選總統的馬英九先生接受媒體訪問時，中正紀念堂這話題又再度復活了。熟悉傳播學的人應該可以判斷得出來：這根本是媒體記者問馬英九的很多個問題中的其中一個；只是，當馬英九僅只是隨意地回答媒體記者一下，「中正紀念堂」這五個大字居然又能再登上報紙頭版──實際上，以《中國時報》為例，是「中正堂」三個大字。傳播媒體的考量應從兩個方向來判斷：一，傳播媒體真的很笨，因為故意把它放到頭版用斗大的字體作召喚，幹嘛要再激起甫趨於平靜的社會再轟轟烈烈地用文字幹架──而實際上這個議題真的是小到應該要擺到內頁左下角？二，傳播媒體真的很聰明，因為故意把它放到頭版用斗大的字體作召喚，就是要用轟轟烈烈的文字幹架來刺激起它們的銷售量。
這不就是本人剛剛才說的：既然已經有人先設下捕獸夾，怎可能會沒有人因此被它殺傷呢？
中正紀念堂不是族群問題
所以，真正該被判定是荒腔走板的，不是馬英九他所說的「『中正紀念堂』更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是違法無效」，而是那些自己號稱是公民團體的言說，以及透過這一套言說所進行的召喚。
讓本人引述我所看到的《中國時報》的報導──所以，如果引述內容有誤，是《中國時報》有誤，不見得是被引述的個人／團體有誤。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強調……「民進黨過去處理更名過程的失敗經驗，就是『有權力者說了就算』，這樣粗暴過程反而造成族群對立。」
「外省台灣人協會」秘書長說「中正紀念堂的爭議涉及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與認同差異……」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指出……「未來可以比照北愛爾蘭與以巴地區經驗，透過『開放空間對話』方式，增加不同族群對話與傾聽……」
中華民國副總統呼籲，「馬英九（應）兌現選前承諾，讓族群和諧並淡化意識形態，也不要挑起『正名』運動，更不要再掀起歷史傷痕，就讓『自由廣場』事件到此落幕，不要把『大中至正』掛回去，讓大家忘記過去，心手相連往前進。」
然後，《中國時報》有一篇名為〈族群和解，絕不能靠「一句話」〉的特稿：「這是轉型正義的敏感話題，社會沒有經歷和解對話過程，任何政策工具想要擺脫爭議，最後都只會分裂社會，引爆族群對立地雷。」
以上等等，都是過去幾年間本人可以聽得到的「不知指涉何物的『撕裂族群說』」。請講清楚，不是當別人在質疑你們的時候，你們才要講清楚。
有件事要先搞清楚：中正紀念堂不是族群問題，中正紀念堂的問題是價值問題，攸關正義的價值、民主的價值。
當所有人都把中正紀念堂的問題講成是族群問題，本人要問：為什麼這一套言說仍然在召喚族群？於是，反對將中正紀念堂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的人，必定是外省人；而贊成將中正紀念堂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的人，必定是本省人──當有所謂的本省人跟外省人的二元對立時，請問原住民在什麼位置？於是，中正紀念堂的問題，必定是外省人認同紀念蔣介石的中正紀念堂，必定是本省人絕對不認同紀念蔣介石的中正紀念堂？所以，只要是外省人必定要是不准中正紀念堂被改名成台灣民主紀念館（因為外省人把中正紀念堂當成是外省人的歷史記憶），而只要是本省人必定要是堅持把中正紀念堂改名成台灣民主紀念館（因為外省人把中正紀念堂當成是外省人的歷史記憶，所以本省人堅持要把被當成是外省人的歷史記憶的中正紀念堂改名成台灣民主紀念館）？為什麼外省人就該被綁架成是把中正紀念堂當成是外省人的歷史記憶的人？而本省人就該被綁架成是堅持要把被當成是外省人的歷史記憶的中正紀念堂改名成台灣民主紀念館的人？
不是嗎？大家都說族群之間要對話，但本人看不出來為什麼是要以本省人跟外省人的族群身分來對話中正紀念堂的問題。當這種召喚作為一刻都沒有停止時，台灣才會一直存有族群問題；因為這個族群問題竟不分年代地被那些召喚者繼續複製下去。
如今，中正紀念堂是一道棘手的問題，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人提出具體的建言，因為所有的任何人全都在講一句空話：「未來要多溝通、對話。」讓本人來引一句典型的空話：「如果民調結果是六成勝過四成，難道四成民眾的認同記憶就可以被排斥在外？」具體的問題一直在這裡：如果「自由廣場」已經被釘在那兒，請問是要改回「大中至正」，或經過討論之後還很可能有其它選項例如「野百合廣場」呢？因為，如果是「自由廣場」，則「大中至正」就被排斥在外；如果是「大中至正」，則「自由廣場」就被排斥在外；如果是「大中至正」或「自由廣場」，則「野百合廣場」就被排斥在外。這些本來就是只能有一個選項的問題，何來「被排斥在外」的問題？更何況，為什麼口口聲聲都把（族群的）歷史記憶跟四個字的招牌、蔣介石綁架在一起？具體的問題一直在這裡：大多數人一定會非常厭惡國民黨政府把「自由廣場」拆下來再換回「大中至正」，所以，現在該解決的，是不是乾脆就順水推舟，不動「自由廣場」四個大字，但組織條例等等這些蛙溝大家都退讓一步呢？
有一點是確定的：蔣介石的銅像，愈早搬離開中正紀念堂愈好；而且如果是在馬英九任內被移開，社會上的衝擊也將會比預期要更小。
因為，蔣介石的歷史功過，仍然是不應該被省籍、族群的因素被召喚走。據說，愈是外省人，愈會傾向說蔣介石也有功於台灣（例如經濟及國防）；但這些稱「蔣介石也有功於台灣」的人，難道對蔣介石的整個體制對後二二八的剿殺、對思想界施加白色恐怖這些罪刑都不聞不問嗎？也就是說，對這些人來說，被綁架起來認同蔣介石這一個個人竟然是比正義跟人權還來得重要嗎？
但本人又看不出來，為什麼中正紀念堂的問題，如果處理得不好，還是會演變成族群問題？也就是說，難道本省人又找到一個新的理由去仇恨外省人嗎？有多少年輕人根本在出生之後就從未見過、經歷過蔣介石的統治，但居然要用中正紀念堂的藉口來合理化對另外一個族群的仇恨嗎？
從價值的方向來思考，歷史要一直走下去（蔣介石只會離我們愈來愈遠），中正紀念堂這一塊「二十五萬平方公尺」的空間終究不該再是紀念蔣介石的功能。因此，本人其實絕對贊成應儘早運用政治智慧移走蔣介石的銅像，然後，將這「二十五萬平方公尺」的空間做更多有創意的運用；例如去年曾經有人提議將之改造成冷戰紀念館，或筆者建議將之轉型成前衛藝術的美術館或全世界受苦受難的歷史博物館或圖書館。也因此，本人堅決反對仍在用族群問題的言說思考中正紀念堂的問題。這問題，可能還會再拖上兩年、三年、四年，但請勿用你們本人繼續把台灣社會的思辯綁架到只有一個族群問題才能被思考到。
社會上的互相尊重
至於，在日常生活中，你要講說「我要到中正紀念堂」還是「我要到民主紀念館」，這些真的都是最下等的問題了。如果大家都還要在這最下等的問題作口語的跟文字的幹架，例如要從「中正紀念堂」或「民主紀念館」的說法來判定對方是藍還是綠，天啊，台灣人可真是吵政治永不疲憊的民族呀。我講過：當對方說「中正紀念堂」時，不要扭掉對方的嘴巴強迫他說「民主紀念館」；以及當對方說「民主紀念館」時，不要扭掉對方的嘴巴強迫他說「中正紀念堂」，這樣，才真正是民主的高雅姿態。（完稿後發覺沒有更詳細地論證，請多見諒。）
首先，去年一整年民進黨政府刻意針對中正紀念堂搞出一堆莫名其妙的花招，著實令人厭煩。先是時任行政院長的蘇貞昌先生故意講說中正紀念堂的圍牆不能讓民眾更加親近中正紀念堂，所以他有意想把中正紀念堂的圍牆打掉。但是大概只有笨蛋才會不知「項莊武劍，意在沛公」的道理：嘴巴講說是中正紀念堂的圍牆讓民眾不太能夠親近中正紀念堂，實際上就是要激起民進黨的支持者更偏激地往以下這方向走過去：「中正紀念堂的圍牆不能讓民眾更加親近中正紀念堂」—→「中正紀念堂的圍牆根本就很醜」—→「中正紀念堂的圍牆是威權的象徵」—→「不打掉中正紀念堂的圍牆就是不愛台灣」。
到了去年的下半年，民進黨政府再刻意更改中正紀念堂的名稱為台灣民主紀念館，把「大中至正」的字樣換成是「自由廣場」。如果，這件事是從陳水扁先生在二○○○年五月一就任總統之後就已經開始有這個構想，中間也不考慮他二○○四年三月怎樣逆轉勝又再連任一次，所以等於是說如果這件事根本是在他任內的七年多之間已經參酌過多次公民辯論的意見，那麼，這整件事絕對不會演變成像今天這樣：必殺傷。
民進黨政府的動作，等於是安置了一個捕獸夾。當那個捕獸夾的的確確就是躺在那兒，怎可能會在刻意或不刻意地狀況下觸碰到它卻不被它殺傷呢？
所以，當剛當選總統的馬英九先生接受媒體訪問時，中正紀念堂這話題又再度復活了。熟悉傳播學的人應該可以判斷得出來：這根本是媒體記者問馬英九的很多個問題中的其中一個；只是，當馬英九僅只是隨意地回答媒體記者一下，「中正紀念堂」這五個大字居然又能再登上報紙頭版──實際上，以《中國時報》為例，是「中正堂」三個大字。傳播媒體的考量應從兩個方向來判斷：一，傳播媒體真的很笨，因為故意把它放到頭版用斗大的字體作召喚，幹嘛要再激起甫趨於平靜的社會再轟轟烈烈地用文字幹架──而實際上這個議題真的是小到應該要擺到內頁左下角？二，傳播媒體真的很聰明，因為故意把它放到頭版用斗大的字體作召喚，就是要用轟轟烈烈的文字幹架來刺激起它們的銷售量。
這不就是本人剛剛才說的：既然已經有人先設下捕獸夾，怎可能會沒有人因此被它殺傷呢？
中正紀念堂不是族群問題
所以，真正該被判定是荒腔走板的，不是馬英九他所說的「『中正紀念堂』更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是違法無效」，而是那些自己號稱是公民團體的言說，以及透過這一套言說所進行的召喚。
讓本人引述我所看到的《中國時報》的報導──所以，如果引述內容有誤，是《中國時報》有誤，不見得是被引述的個人／團體有誤。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強調……「民進黨過去處理更名過程的失敗經驗，就是『有權力者說了就算』，這樣粗暴過程反而造成族群對立。」
「外省台灣人協會」秘書長說「中正紀念堂的爭議涉及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與認同差異……」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指出……「未來可以比照北愛爾蘭與以巴地區經驗，透過『開放空間對話』方式，增加不同族群對話與傾聽……」
中華民國副總統呼籲，「馬英九（應）兌現選前承諾，讓族群和諧並淡化意識形態，也不要挑起『正名』運動，更不要再掀起歷史傷痕，就讓『自由廣場』事件到此落幕，不要把『大中至正』掛回去，讓大家忘記過去，心手相連往前進。」
然後，《中國時報》有一篇名為〈族群和解，絕不能靠「一句話」〉的特稿：「這是轉型正義的敏感話題，社會沒有經歷和解對話過程，任何政策工具想要擺脫爭議，最後都只會分裂社會，引爆族群對立地雷。」
以上等等，都是過去幾年間本人可以聽得到的「不知指涉何物的『撕裂族群說』」。請講清楚，不是當別人在質疑你們的時候，你們才要講清楚。
有件事要先搞清楚：中正紀念堂不是族群問題，中正紀念堂的問題是價值問題，攸關正義的價值、民主的價值。
當所有人都把中正紀念堂的問題講成是族群問題，本人要問：為什麼這一套言說仍然在召喚族群？於是，反對將中正紀念堂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的人，必定是外省人；而贊成將中正紀念堂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的人，必定是本省人──當有所謂的本省人跟外省人的二元對立時，請問原住民在什麼位置？於是，中正紀念堂的問題，必定是外省人認同紀念蔣介石的中正紀念堂，必定是本省人絕對不認同紀念蔣介石的中正紀念堂？所以，只要是外省人必定要是不准中正紀念堂被改名成台灣民主紀念館（因為外省人把中正紀念堂當成是外省人的歷史記憶），而只要是本省人必定要是堅持把中正紀念堂改名成台灣民主紀念館（因為外省人把中正紀念堂當成是外省人的歷史記憶，所以本省人堅持要把被當成是外省人的歷史記憶的中正紀念堂改名成台灣民主紀念館）？為什麼外省人就該被綁架成是把中正紀念堂當成是外省人的歷史記憶的人？而本省人就該被綁架成是堅持要把被當成是外省人的歷史記憶的中正紀念堂改名成台灣民主紀念館的人？
不是嗎？大家都說族群之間要對話，但本人看不出來為什麼是要以本省人跟外省人的族群身分來對話中正紀念堂的問題。當這種召喚作為一刻都沒有停止時，台灣才會一直存有族群問題；因為這個族群問題竟不分年代地被那些召喚者繼續複製下去。
如今，中正紀念堂是一道棘手的問題，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人提出具體的建言，因為所有的任何人全都在講一句空話：「未來要多溝通、對話。」讓本人來引一句典型的空話：「如果民調結果是六成勝過四成，難道四成民眾的認同記憶就可以被排斥在外？」具體的問題一直在這裡：如果「自由廣場」已經被釘在那兒，請問是要改回「大中至正」，或經過討論之後還很可能有其它選項例如「野百合廣場」呢？因為，如果是「自由廣場」，則「大中至正」就被排斥在外；如果是「大中至正」，則「自由廣場」就被排斥在外；如果是「大中至正」或「自由廣場」，則「野百合廣場」就被排斥在外。這些本來就是只能有一個選項的問題，何來「被排斥在外」的問題？更何況，為什麼口口聲聲都把（族群的）歷史記憶跟四個字的招牌、蔣介石綁架在一起？具體的問題一直在這裡：大多數人一定會非常厭惡國民黨政府把「自由廣場」拆下來再換回「大中至正」，所以，現在該解決的，是不是乾脆就順水推舟，不動「自由廣場」四個大字，但組織條例等等這些蛙溝大家都退讓一步呢？
有一點是確定的：蔣介石的銅像，愈早搬離開中正紀念堂愈好；而且如果是在馬英九任內被移開，社會上的衝擊也將會比預期要更小。
因為，蔣介石的歷史功過，仍然是不應該被省籍、族群的因素被召喚走。據說，愈是外省人，愈會傾向說蔣介石也有功於台灣（例如經濟及國防）；但這些稱「蔣介石也有功於台灣」的人，難道對蔣介石的整個體制對後二二八的剿殺、對思想界施加白色恐怖這些罪刑都不聞不問嗎？也就是說，對這些人來說，被綁架起來認同蔣介石這一個個人竟然是比正義跟人權還來得重要嗎？
但本人又看不出來，為什麼中正紀念堂的問題，如果處理得不好，還是會演變成族群問題？也就是說，難道本省人又找到一個新的理由去仇恨外省人嗎？有多少年輕人根本在出生之後就從未見過、經歷過蔣介石的統治，但居然要用中正紀念堂的藉口來合理化對另外一個族群的仇恨嗎？
從價值的方向來思考，歷史要一直走下去（蔣介石只會離我們愈來愈遠），中正紀念堂這一塊「二十五萬平方公尺」的空間終究不該再是紀念蔣介石的功能。因此，本人其實絕對贊成應儘早運用政治智慧移走蔣介石的銅像，然後，將這「二十五萬平方公尺」的空間做更多有創意的運用；例如去年曾經有人提議將之改造成冷戰紀念館，或筆者建議將之轉型成前衛藝術的美術館或全世界受苦受難的歷史博物館或圖書館。也因此，本人堅決反對仍在用族群問題的言說思考中正紀念堂的問題。這問題，可能還會再拖上兩年、三年、四年，但請勿用你們本人繼續把台灣社會的思辯綁架到只有一個族群問題才能被思考到。
社會上的互相尊重
至於，在日常生活中，你要講說「我要到中正紀念堂」還是「我要到民主紀念館」，這些真的都是最下等的問題了。如果大家都還要在這最下等的問題作口語的跟文字的幹架，例如要從「中正紀念堂」或「民主紀念館」的說法來判定對方是藍還是綠，天啊，台灣人可真是吵政治永不疲憊的民族呀。我講過：當對方說「中正紀念堂」時，不要扭掉對方的嘴巴強迫他說「民主紀念館」；以及當對方說「民主紀念館」時，不要扭掉對方的嘴巴強迫他說「中正紀念堂」，這樣，才真正是民主的高雅姿態。（完稿後發覺沒有更詳細地論證，請多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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