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讓 DVD 僅只是「有就好了」，就算它自己已經滿足「有就好了」的功能，它其實仍然能讓影片再活一次。它就是為我們提供這服務，提供更好的印象。它比在電視上播放影片更好的是它可以讓我們愛看幾遍就看幾遍，完全視我們需要。簡短地說：發 DVD 看它，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看它。
侯孝賢（或更精確地說是他的 DVD 發行商）在影片上映後數個月，再次提供機會讓我們能在家裡面看它。《最好的時光》似乎再回到片段電影的手法，理論上應該要三位不同的導演處理三段不同時代的同一個愛情故事。不過只剩下侯孝賢留下來，優先處理他年輕時代的記憶，在等待服兵役的時光泡在撞球間，並邂逅、愛戀上為他們服務的撞球小妹。我們的導演並不想要著墨這些戀情的韻事，但卻是讓封塵已久的記憶再活躍出來。我們比較接近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而不是康拉德 (Joseph Conrad)。動作因此不再講述發生在外在的事情，而是試圖將活過的事物感知回來。
攝影機因此將以長時間及慢速的運動跟隨各異質的元素，就像跟隨一顆撞球來來去去，但目的並非是要看到它達到終點，而純粹只是連接這些不同的事件。沒有目的地走到右邊又走到左邊，然後又再反過來，就這樣建立了一些微感關係，漸漸地織出一些秘密關係。角色們不敢說出來的話已藉由攝影機的書寫強迫他們用寫的來表達感情，因此這段一九六六年的〈戀愛夢〉根據兩種節奏前進：一是在撞球間內部，另一是室外的交通（以小津安二郎的方式拍攝出來的機車運動，渡船，以及標示地名的交通標誌）。侯孝賢想掌握的他自己的青春時光，應該是能夠抵擋住陰霾氣候的愛情幸福感覺，看看這一整段他所用的顏色即可知他能夠將那感覺注入進那時間。
就是因為這樣侯孝賢才成為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他把時間轉變成他的第一工具。所以不能將《最好的時光》解讀成「三次」（譯註：因為《最好的時光》被翻譯成 Three Times，所以這裡是根據譯名再作解釋），但人們還是可能會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它，因為它是同一組演員詮釋三段不同的愛情故事。其實也不應該根據三個不同的時代──一九六六年、一九一一年、二○○五年──限制住時間的概念，因為在這裡，時間是主題的身體本身 (le temps est le corps même du sujet)。實在應該呈現它的密度，忘記它的「量」的性質，因為我們要加強已經活過的東西它的「質」的部分。
這就是侯孝賢的藝術它射擊的目標。時間對侯孝賢來說同時是單獨個人的（優先選擇此面向）跟集體的，以及普世的 (universel)。它的社會重量決定了每一位個體的重要性。重要性，男人／女人關係的重要性，道德、衣著的重要性，但特別是台灣它關鍵的存在在不同時代的重要性。政治在片中一直都存在，即使我們感受不太出來。觀眾並未被要求要認得內容，但必須在影像中猜出一些端倪：在第一段，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端導致台灣必須做出因應，所以才反映出台灣人民漂浮的狀態──人人都不能掌握到他們自己的命運。
侯孝賢以一九六六年為首，第二段換至一九一一年，關於台灣起意反抗日本殖民統治。時間更加明顯是整個場面調度的中心：光線（這段落以點燃煤油燈開啟），靜謐、精密的顏色，難以喘息的服裝和布景，各種姿勢、各種態度，儀式化的人物走位，禁止了所有直接的人際接觸。這也是為什麼要用默片的形式來呈現這時代，它講出禁忌的力量，以致必須要用書寫的方式來更好呈現「禁忌壓制話語」這氣氛。
二○○五年將主題反過來，我們看到道德觀的解放自由。速度帶來的快感、光線霓光燈化、身體被化約成靜態的攝影照片、電子音樂，再加上疾病，以疾病處理這個段落，也意味疾病正打擊我們這個時代。（翻譯：周星星。更多影評請見影評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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