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星我不是紀錄片專家，但好歹還滿喜歡看紀錄片的。一位喜歡看紀錄片的影評人，聽到《奇蹟的夏天》的得獎感言是「台灣的紀錄片不再只是悲情」，周星星我大概要下斷語：台灣的紀錄片的冬天降臨了。
紀錄片，正因為其形式，在西方世界大部分都是由電視台投資、製作以及在電視上播映的。能夠上戲院放映的紀錄片其實少之又少，因為紀錄片的潛在觀眾實在也是不多。
在台灣的影視文化中成長的台灣人，絕對沒辦法理解「紀錄片」之意義。「紀錄片」，在台灣說不定才只有兩歲，伴隨著《生命》的出生而已。「紀錄片」類型之多，絕非只有兩歲的心智年齡能夠瞭解。比如，動物紀錄片，大家在「探索頻道」或「動物星球」都看得到，那些都是紀錄片，但也是很制式化的動物紀錄片。甚至，德國人也跑來台灣拍攝台北一○一大樓的興建紀錄片（周星星我在藝文台 arte 看到的），這當然有它的歷史意義。甚至，連歷史論述都可以是紀錄片，例如三年前的《基督教教義的起源》(L'Origine du christianisme)，藝文台 arte 播完全部已經是一個月後的事了。
目前有很多台灣的紀錄片，其實本來應該是要由電視台投資、製作、播映，而不是任由獨立製片掙扎殘喘。周星星我舉個例：某些電視節目可能會做《我有兩個媽媽》的深入報導，只要抽掉太過制式的旁白稿，其實都已經是台灣很難拍攝得出來的紀錄片。顧名思義：《我有兩個媽媽》談的就是一對女同性戀伴侶領養小孩的問題，既可以從母親的角度切進同性戀的世界，也可以從孩子的角度切進「被領養」以及「被同性戀伴侶領養」的問題，實實在在已經在西歐存在的案例說不定可以讓人修正偏見，轉而認識「被領養」以及「被同性戀伴侶領養」的孩子仍然有將近九成是異性戀、一成是同性戀，符合一般人口的比例。
不管《翻滾吧！男孩》在台灣賣得有多好，周星星我要說：難道有人不知這種類型的紀錄片在國外是滿坑滿谷嗎？
周星星我要提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台灣既在制式化紀錄片嚴重缺席，也在「人道」議題無力著手。日本早已能夠拍攝夠水準的動物紀錄片，甚至還能賣到西方世界；但台灣永遠只能看外國的動物紀錄片，彷彿台灣本島沒有動物或台灣派不出人到別的地方拍動物似的。關於「人道」議題，周星星我要再次提到《達爾文的惡夢》(Le Cauchemar de Darwin, Darwin's Nightmare)（因此請參考林木材的一篇談《達爾文的惡夢》的網誌）：一部法國、德國、奧地利聯合製作的紀錄片，拍攝地點在非洲的坦桑尼亞，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人都把這件事當作正常，不把台灣永遠不跨出去拍這件事當作不正常。像周星星我心中仍有個小願望，希望能夠到越南實地拍攝，把台灣販賣越南人士的人蛇集團這問題拍出來。但是，台灣導演沒什麼遠大的理想，台灣導演只會拍台灣人，而且還要求要以樂觀進取的角度來拍，周星星我說我們真是把井蓋高變成通天塔了，最好連陽光都不必射進來，因為我們已演化成不需要眼睛的生物活在自己的井裡面玩得爽。
周星星我不否認《台灣黑電影》的導演侯季然是我的一位朋友，但絕非因為朋友之情刻意高捧《台灣黑電影》的成就。前些時日，我不小心提到侯季然是我的一位朋友，對方居然跟我說：「喔，是那位《台灣黑電影》的導演。」讓周星星我非常驚訝。《台灣黑電影》就是這樣一部神奇的紀錄片，它可能永遠都作不成商業放映，但它卻在一些人心中，讓一個社群間間斷斷地再談到黑電影、這部片、這部片。《台灣黑電影》雖然錯失去年的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但電影史會記錄它的成就高過《翻滾吧！男孩》。
因此，周星星建議：對台灣的紀錄片的批判，也應該要轉成對台灣電視的批判。商業電視我就不提了──如果台灣不存有足夠的紀錄片的潛在觀眾，別奢望台灣的商業電視會製作什麼精采的紀錄片。但是，台灣的公營電視也不是什麼很有理想的單位，除了會叫沒錢之外，還是看不出來有什麼遠大的理想。沒有電視台撐腰，台灣的紀錄片已經註定是沒什麼好看的紀錄片。
不過，還是得提提《白浪滔滔大猛男》，畢竟它有堅強的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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