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坐在我前面的，正是我們班的班長。他非常受班上同學歡迎，因為他永遠很爆笑、很熱情，永遠沒有比較悲傷或低潮的一面；太神奇了。
他常回頭跟我聊幾句，幾乎都是在稱讚我，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他。一九八八年，高一下學期的第二次月考，突然他邀請我月考後去他永和的家用晚餐。好呀。我第一次要去永和，感覺上就是在重慶南路坐公車、一直下去就是永和了。沒想到還真是這麼簡單，一下橋馬上就下車，我們的班長馬上就來接我到他家。
我也許記不得那一個晚餐吃了些什麼；不過，因為是到別人家作客，所以我行為也變得拘謹，畢竟在伯父、伯母面前，我很難再放開本性。不過，我卻深深地記得我們的班長他弟弟小他七歲或八歲吧，因為當我們唸高一的時候，他弟弟才正在唸小二或小三吧；以及在還沒用晚餐前，他們家的冰箱已經擺了很多罐的可口可樂──以今天的觀點來看是非常不好，因為小孩子太容易就易開罐了。
重點並非是討論那一天的菜色；重點是用完晚餐之後，看到台北車站前面鬧出一些暴動的新聞。那一晚即是震驚台灣歷史的五二○事件，有不少農民北上來抗議，警方祭出非同小可的武力打傷不少農民跟學生。
在當時我還沒辦法詮釋這事件，我只記得我是在同學家的電視上看到這則新聞。晚上我有點留得太晚了，十點多才告別，一個人坐著公車從永和回到台北市區。混亂、著火的畫面，深深地印在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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