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大陸,還得先檢附在大陸仍有親人的證明。但是不是會有人捏造這種證明呢?這正是台灣人的專長。於是,用「探親」為名義的旅遊愈來愈多,多到數不清是第幾年才「不限是」探親即可赴大陸。

從未出過國的我,不僅嚮往能夠出國的人,而且也因為國民黨的獨裁教育太過成功的關係,我對中國大陸的確好奇到不行──亦即完全不認識到不行,彷彿來自那邊的人全都是共產黨怪喀。一九九六年三月的飛彈危機之前,我被陸軍送到小金門,第一天我就站在小金門的山丘上遠眺廈門,非常奇特的感覺隱然升起:我看到大陸了,而且怎麼這麼近?等我又再被送到大膽島,對岸簡直就像是淡水河對岸,近到快要看到對岸的卡車、公車了。當然,這得必須站在大膽島的北山連,才能感受到近在咫尺的逼迫感。

一九八七年方勵之的書《我們正在寫歷史》在台灣出版,旋即暢銷。我是一看到封面跟書名就不會想買這本書,但真的在每一家書店這本書都被放在非常顯眼的位置。後來,我發現我父親也買了這本書看,在好奇心驅使下我偷翻了幾眼:難看,就放下。沒錯,這是當時十六歲的我的心態,我沒辦法進入那些思想世界。不過,那個書名一直環繞著我的思考,到底有什麼事是會變成歷史?

很快,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又再宣布解除報禁。當時唸高一的我深深被這件事吸引,因為我這時才瞭解原來我們的政府在之前是不准人民辦報。一切都有意義了:從解除髮禁開始,再到解除報禁,一步一步我們開放了身體、開放了言論自由。我不知道還會有什麼是可以開放的,因為無知者無能提出問題。但,如果不去記住這些日子的意義,我想我們一個人就太喪失歷史感了。

諷刺地是,我們太傾向去記住某某人的誕辰或忌日,但卻不太願意建立一套歷史敘述。所以,會有某些人刻意記得一月十三蔣經國的逝世,但卻沒辦法將蔣經國的逝世抹去,並多多看在那之前的跟之後的生活世界。報禁解除了,報紙要增加了,但是能被塞進去的東西似乎也都不太挑,慢慢地「一天的時事」消滅了「一世的歷史」。我並非是想美化過去的一切,因為過去的一切一樣很不盡善;但是,針對愈來愈囂張的「十二小時消費」,我必須再重申批判觀點的必要性、它的建設性。這正是回顧解嚴二十週年的意義之所在,因為現在的能夠盡情「十二小時消費」的簡單生活,在二十多年前一點都不簡單。德國冒出一部《竊聽風暴》(Das Leben der Anderen, 2006) 還原二十多年前、戈巴契夫上台前的(東德的)生活現實,台灣呢?別奢望是否能冒出什麼精湛的劇本,光是能夠把還有髮禁的青澀、還不能踏上中國、還沒辦法多看幾張跟幾家報紙的年代再現清楚,就該值得拍拍手了。正在寫歷史,是;寫得如何?就看我們這一代還在不在乎要有批判觀點。不死的是那些嚴以律己的公民,勝過無數無知的污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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