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也有點像是在玩好人、壞人的遊戲：教官扮黑臉，校長就扮白臉。其實，解除髮禁實在是擋不住的趨勢，與其天天跟學生鬥長度，不如就讓學生看起來就像一個「人」不是更好。慢慢地，初中部的男學生頭上真的漸漸地變黑，我就是其中之一。我還一直在照鏡子看自己有沒有更像 Jon Bon Jovi，但我的導師阿達啦看我的表情漸漸地像是在肚子痛，他覺得我的頭髮好像有些太長了。
其實，我自己不會去爭什麼解除髮禁，畢竟當時的我根本不會把髮禁當作是身體的以及心思的控制。但關於髮禁我卻有兩個小故事要分享給大家。
第一個其實也是前陣子才聽說到的小故事，且為當事人證實。我曾經看到影評人李幼新跟法國在台協會主任潘柏甫 (Jean-Claude Poimboeuf) 用中文交談，當時的我心中充滿問號：潘主任根本才剛履新而已，怎麼李幼新這麼快就跟他麻吉麻吉？原來，潘柏甫二十多年前就已經來台當留學生，當時已經是影評人的李幼新跟潘柏甫早已是舊識。某一天，李幼新要拿一卷錄影帶交給潘柏甫，但在半途中似乎是被少年隊抓了起來、押到警備總部，原因是行為不符善良風俗（因為他頂著一頭亂髮，只是沒像今天這麼白）；李幼新還是不疾不徐地說：「你們可不可以讓我打一通電話，因為你們已經影響了台法之間的外交關係！」哈哈哈，這可是李幼新親口告訴我們好幾位朋友的，多麼地酷！
第二個小故事其實發生在解嚴後，大約是在一九九四年底（本來已經忘記是精確的哪一年）。有一位在一九九○年被中廣青春網的夜貓子主持人 Robin 力捧的盲眼歌手劉偉仁，我在高三那一年支持他、買了《其實我真的想》這張專輯的錄音帶，但他竟然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那時候我才剛把我已經留了兩、三年的長頭髮剪掉）被台北市和平西路某位敗類警察抓進去警察局被強迫剪掉他的長頭髮。如果這件事是發生在李幼新那件事的年代，多少還有點符合時空背景；但是在一九九四年，誇張的不是荒謬，誇張的就是台灣！
頭髮的事永遠講不完，例如二○○五年的第二度解除髮禁至今看來宛如一場欺騙。其實，關於髮型的「想像」(l'imaginaire) 實在也牽涉到創意跟寬容度，一談起來恐怕要衝擊很多還未解嚴的心思形態。
其實，我自己不會去爭什麼解除髮禁，畢竟當時的我根本不會把髮禁當作是身體的以及心思的控制。但關於髮禁我卻有兩個小故事要分享給大家。
第一個其實也是前陣子才聽說到的小故事，且為當事人證實。我曾經看到影評人李幼新跟法國在台協會主任潘柏甫 (Jean-Claude Poimboeuf) 用中文交談，當時的我心中充滿問號：潘主任根本才剛履新而已，怎麼李幼新這麼快就跟他麻吉麻吉？原來，潘柏甫二十多年前就已經來台當留學生，當時已經是影評人的李幼新跟潘柏甫早已是舊識。某一天，李幼新要拿一卷錄影帶交給潘柏甫，但在半途中似乎是被少年隊抓了起來、押到警備總部，原因是行為不符善良風俗（因為他頂著一頭亂髮，只是沒像今天這麼白）；李幼新還是不疾不徐地說：「你們可不可以讓我打一通電話，因為你們已經影響了台法之間的外交關係！」哈哈哈，這可是李幼新親口告訴我們好幾位朋友的，多麼地酷！
第二個小故事其實發生在解嚴後，大約是在一九九四年底（本來已經忘記是精確的哪一年）。有一位在一九九○年被中廣青春網的夜貓子主持人 Robin 力捧的盲眼歌手劉偉仁，我在高三那一年支持他、買了《其實我真的想》這張專輯的錄音帶，但他竟然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那時候我才剛把我已經留了兩、三年的長頭髮剪掉）被台北市和平西路某位敗類警察抓進去警察局被強迫剪掉他的長頭髮。如果這件事是發生在李幼新那件事的年代，多少還有點符合時空背景；但是在一九九四年，誇張的不是荒謬，誇張的就是台灣！
頭髮的事永遠講不完，例如二○○五年的第二度解除髮禁至今看來宛如一場欺騙。其實，關於髮型的「想像」(l'imaginaire) 實在也牽涉到創意跟寬容度，一談起來恐怕要衝擊很多還未解嚴的心思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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