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果沒有記錯,我們班訂了一份《民生報》。因為《民生報》很多影劇新聞,再加上很多人人家家裡都有訂《聯合報》、《中國時報》或《自立早報》──《早報》應該已經創刊了吧?──,所以訂《民生報》是最符合全班利益的選擇。我們一邊要準備聯考,一邊還可看《民生報》解悶,似乎也是一種怪事。我們把好幾大張的《民生報》釘在教室最後面,用圖釘釘住的地方是很長的木條,那木條是我們以前高一上的時候(一九八七年九月)掛大盤帽的地方。以前建中學生穿起來像海軍軍官,還要戴大盤帽;但解嚴後不久,就廢除要戴大盤帽上學的規定了──也不必非得要穿黑色皮鞋了。

所以,事必有遠因,我早在一九九○年五月的時候,就每天每天都在看《民生報》的坎城影展報導。蹦,當時我也不知道什麼叫作坎城影展,只覺得坎城影展應該就像是國際的影藝新聞罷了。所以,真他媽的妙,我既記得一九八九年坎城影展的金棕櫚獎是《性,謊言,錄影帶》(Sex, Lies and Videotapes),也記得一九九○年坎城影展的金棕櫚獎是《我心狂野》(Wild at Heart),當然更沒忘記一九九一年坎城影展的金棕櫚獎是《巴頓芬克》(Barton Fink)。連續三年都是美國片拿下,然後之前跟之後又都是同一位丹麥導演拿下金棕櫚獎:《比利小英雄》跟《善意的背叛》。

《民生報》之後有《大成報》挑戰它,我唸大學的時候幾乎都在看《大成報》。然後,《大成報》又被新創刊的《蘋果日報》擊潰,反而是《大成報》先不見,再是《民生報》說永不再見。其實《民生報》真是內容貧瘠的報;要不是因為是用班費訂《民生報》、可免費地看它,否則我真覺得這份報紙很無聊,買它很浪費錢。

考完大學聯考後,突然就變非常自由,也覺得自己好像是大人了。這感覺,或許剛退伍會比剛考完大學聯考更強烈;但畢竟考大學聯考比服兵役還更前面,所以那種滋味依舊還是可以想像的。就因為考完大學聯考後馬上就沒事做,於是就看電視──台視、中視、華視三個頻道而已,這是一九九○年的事。看電視,看什麼?看世界盃足球賽。沒錯,四年才舉辦一次的世界盃足球賽,一九九○年夏正好就有。我那一年特別支持德國隊,沒什麼特別的理由,但反正就是當德國隊跟南美洲的隊伍比賽時,我比較希望是歐洲隊伍贏球。

這應該是我一九九○年時候的種族偏見:在還沒真正地被社會化,或還沒開始被國際化、全球化之前,我當時的想法應該就是很多人的想法:面對另外一些看起來比較黑、似乎也有一點比較醜的人,我們通常會偏愛「白人」。

一九九○年春也是丹佐˙華盛頓 (Denzel Washington) 開始要竄起變成非洲裔一線巨星的關鍵時刻:他主演的《光榮戰役》(Glory, 1989) 本來就是政治正確下的電影作品、商品,丹佐˙華盛頓以這一部片拿下在一九九○年代初難以想像的美國奧斯卡最佳男配角──在他之前已很久很久沒有非洲裔演員拿下奧斯卡演員獎。要不是丹佐˙華盛頓跟摩根˙費里曼 (Morgan Freeman) 逐步變成大喀,否則,在當時其實還有很多人絕對不會想要看由「黑人」主演的電影。

再一個十多年過後,也就是在二○○○年代(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非洲裔演員拿下奧斯卡演員獎已經多到讓人數不清楚詳細的數字。連巴拉克˙歐巴馬 (Barack Obama) 都能在二○○八年選上美國總統,顯見(依我之見):有些事在國外進步得很快,但有更多的事在台灣看不出有任何進步。婚外情還沒除罪就是其中一項極其嚴重的退步;所以應曉薇能輕易地被人攻擊,台灣人被台灣人攻擊,台灣人侮辱台灣人,全都用至今對我而言已不知所云的「私生活不檢點」當作藉口、當作刺殺人的匕箭。十年後、二十年前,或二十年後、四十年前,某些思維、某些腦袋看似毫無變化哩。

「十年後、二十年前」(Ten Years After, il y a 20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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