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三月學運是三月十九號（禮拜一）那一天的事。這個三一九我永生難忘。三月十八號（禮拜天）的《聯合晚報》跟《中時晚報》在頭版寫得很清楚，這個學生運動正式提出四項訴求：
一，解散國民大會。
二，廢除臨時條款──《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三，召開國是會議。
四，提出改革時間表。
禮拜天我看《中時晚報》──當時我每天都要買一份《中時晚報》閱讀──，看不懂為什麼國是會議要用「是」而不是「事」。我那時還只是一位建國中學高三的學生而已，看不懂很多事跟看不懂很多國文課本的文言文。不過，根據前幾天《中時晚報》的報導，是國大代表太過濫權，才引起整個社會的極度不滿。
事因是：一九九○年三月十三號，國民大會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讓那些一九八六年增額選出來的國大代表（即他們自己）延長任期為九年。這不是濫權跟自肥嗎？於是，就我腦中的印象，當初才僅只有四位大學生選擇坐在中正紀念堂前面抗議。當然，有些歷史敘述可能會說運動一開始就已經不只四位了；但這不是重點，我在《中時晚報》看到的照片就只有四位而已。四位又怎樣？三月十六號（禮拜五）的時候，沒有人料得到它會變成規模龐大的學運。欸，那個時候，禮拜六還要上半天的課跟半天的班。
三月十九號禮拜一，我們都規規矩矩地去學校上課，距離聯考可能還有一百零五天。我們的班導師（國文老師），用了一點點時間談到這個國家大事，但我們也不能怎麼樣。我們只是一群高中生而已。但是，我們班也有個班長能夠串聯好幾個班，特別都是社會組的班，鼓動我們應加入行動。那一天陰陰的，還沒有下雨；中午休息的時候，班長就向全班同學說希望大家能在下午的時間組隊往中正紀念堂前進，純粹看個人意願，完全沒有勉強。
大家都知道蹺課出去會被記曠課；但剩不到七、八十天就要畢業的我們，哪裡還會在乎被記四節曠課（下午有四節課）呢？操行八十就給你拿去扣四分，七十六分又怎樣？於是，我們高三四班大約就有十多位、將近是二十位，拿起書包跟別班的同學，總計可能是三十多位（的建中學生），一起往中正紀念堂走過去了。
我們到中正紀念堂的時候，被大學生的糾察隊先安排到國家音樂廳的廊下坐著休息。雖然真的是沒什麼事，就是一直坐著閒聊而已；但那個逐步壯大的過程真的是全都看在眼裡。陸陸續續有來自中壢、新竹以及從中南部坐遊覽車上來的大學生進駐到中正紀念堂，原來的「大中至正」門口根本已經不再容納得下，大家就開始往最中央的廣場聚集。此時，天空已經開始下雨了；我們建中學生被安排擔任最低級的糾察隊，也就是必須手牽著手護送大學生進駐中央廣場，不要讓在旁邊圍觀的社會人士插進來混淆身分。學運剛開始，一直想保留「純學生」的運動，避免被有心人士滲透、破壞。
據說當晚人數最多的時候，已經有六千多人。不可思議的不是這個數字，而是人在當場一眼望過去的壯大景象。
愈晚就愈冷、愈餓，沒有吃的東西。後來，開始有人發餅乾之類的乾糧，像有一種零食是螺旋狀、硬硬的東西，喔！買尬的，我咬了幾口，就把早已蛀得快凋零的上臼齒咬裂、斷裂了！媽的，痛到不像話，根本沒辦法再繼續待下去。所以，大概是晚上八點多的時候，趁已經沒有下雨的時候，我就起身回家了。我知道還有一大堆大學生是在中正紀念堂露宿過夜的。
隔一天再看《中時晚報》，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郭力昕寫了一篇文章並且在文章裡面提到我們建中學生！
一九九○年三月有個三月學運，三月學運被摸摸頭後就和平地收場──沒有什麼不好。只是，三月學運幾乎都在模仿天安門的學生運動（一九八九年從四月底一直拖到六月四號凌晨），而且內部各種各式各樣的奇異聲音全都出來了，這當然就是學運內部面臨到整個台灣社會的矛盾。我在三月學運裡只是個小角色，甚至根本也不算是個角色；但我還是覺得很榮幸經歷過整整二十年前的三月學運。
怪是怪在今年沒什麼媒體、文化圈願意討論一九九○年的三月學運。根據我的觀察，幾乎不能說這是「不願意討論」，而是整個台灣不喜歡談論歷史、老早就忘了這一段歷史。二十年過後，誰還敢說當時的國民大會、國民黨政權真的一點都沒有錯？難道三月學運就連它這個名詞都已經湮滅了？
一，解散國民大會。
二，廢除臨時條款──《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三，召開國是會議。
四，提出改革時間表。
禮拜天我看《中時晚報》──當時我每天都要買一份《中時晚報》閱讀──，看不懂為什麼國是會議要用「是」而不是「事」。我那時還只是一位建國中學高三的學生而已，看不懂很多事跟看不懂很多國文課本的文言文。不過，根據前幾天《中時晚報》的報導，是國大代表太過濫權，才引起整個社會的極度不滿。
事因是：一九九○年三月十三號，國民大會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讓那些一九八六年增額選出來的國大代表（即他們自己）延長任期為九年。這不是濫權跟自肥嗎？於是，就我腦中的印象，當初才僅只有四位大學生選擇坐在中正紀念堂前面抗議。當然，有些歷史敘述可能會說運動一開始就已經不只四位了；但這不是重點，我在《中時晚報》看到的照片就只有四位而已。四位又怎樣？三月十六號（禮拜五）的時候，沒有人料得到它會變成規模龐大的學運。欸，那個時候，禮拜六還要上半天的課跟半天的班。
三月十九號禮拜一，我們都規規矩矩地去學校上課，距離聯考可能還有一百零五天。我們的班導師（國文老師），用了一點點時間談到這個國家大事，但我們也不能怎麼樣。我們只是一群高中生而已。但是，我們班也有個班長能夠串聯好幾個班，特別都是社會組的班，鼓動我們應加入行動。那一天陰陰的，還沒有下雨；中午休息的時候，班長就向全班同學說希望大家能在下午的時間組隊往中正紀念堂前進，純粹看個人意願，完全沒有勉強。
大家都知道蹺課出去會被記曠課；但剩不到七、八十天就要畢業的我們，哪裡還會在乎被記四節曠課（下午有四節課）呢？操行八十就給你拿去扣四分，七十六分又怎樣？於是，我們高三四班大約就有十多位、將近是二十位，拿起書包跟別班的同學，總計可能是三十多位（的建中學生），一起往中正紀念堂走過去了。
我們到中正紀念堂的時候，被大學生的糾察隊先安排到國家音樂廳的廊下坐著休息。雖然真的是沒什麼事，就是一直坐著閒聊而已；但那個逐步壯大的過程真的是全都看在眼裡。陸陸續續有來自中壢、新竹以及從中南部坐遊覽車上來的大學生進駐到中正紀念堂，原來的「大中至正」門口根本已經不再容納得下，大家就開始往最中央的廣場聚集。此時，天空已經開始下雨了；我們建中學生被安排擔任最低級的糾察隊，也就是必須手牽著手護送大學生進駐中央廣場，不要讓在旁邊圍觀的社會人士插進來混淆身分。學運剛開始，一直想保留「純學生」的運動，避免被有心人士滲透、破壞。
據說當晚人數最多的時候，已經有六千多人。不可思議的不是這個數字，而是人在當場一眼望過去的壯大景象。
愈晚就愈冷、愈餓，沒有吃的東西。後來，開始有人發餅乾之類的乾糧，像有一種零食是螺旋狀、硬硬的東西，喔！買尬的，我咬了幾口，就把早已蛀得快凋零的上臼齒咬裂、斷裂了！媽的，痛到不像話，根本沒辦法再繼續待下去。所以，大概是晚上八點多的時候，趁已經沒有下雨的時候，我就起身回家了。我知道還有一大堆大學生是在中正紀念堂露宿過夜的。
隔一天再看《中時晚報》，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郭力昕寫了一篇文章並且在文章裡面提到我們建中學生！
一九九○年三月有個三月學運，三月學運被摸摸頭後就和平地收場──沒有什麼不好。只是，三月學運幾乎都在模仿天安門的學生運動（一九八九年從四月底一直拖到六月四號凌晨），而且內部各種各式各樣的奇異聲音全都出來了，這當然就是學運內部面臨到整個台灣社會的矛盾。我在三月學運裡只是個小角色，甚至根本也不算是個角色；但我還是覺得很榮幸經歷過整整二十年前的三月學運。
怪是怪在今年沒什麼媒體、文化圈願意討論一九九○年的三月學運。根據我的觀察，幾乎不能說這是「不願意討論」，而是整個台灣不喜歡談論歷史、老早就忘了這一段歷史。二十年過後，誰還敢說當時的國民大會、國民黨政權真的一點都沒有錯？難道三月學運就連它這個名詞都已經湮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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